“边缘人(marginal man)”溯源于社会学，同时也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避不开的议题。我国学者单波和刘欣雅(2014)提出，“边缘人”这个概念标示着人们由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交流障碍，也标示着某种跨文化关系，并且，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中，具有边缘人经验的学者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由于理论性研究的不充分和停滞，导致其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并未发挥应有的价值。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引进相关理论和概念，对边缘人理论进行解构和重构，使其不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同时在相关议题，比如网络化个人主义、后殖民主义，包括族裔散居(diaspora)研究中均能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本文希望通过对“边缘人”的深入解读，将其从失声状态中解救出来，促进该理论与传播学相关研究的对话。 一、社会学溯源：“边缘人”理论性研究的两条路径 “边缘人”源于齐美尔(Georg Simmel)的“陌生人(stranger)”，“这里所讨论的陌生人，并不是过去经常提到的那种意义上的今天来了明天就走的漫游者，而是今天来了明天留下的人。”(Simmel，1908/1950：402)陌生人既近又远。空间意义上，他是群体的一部分；社会意义上，他又不属于该群体(Simmel，1908/1950：402)。后来，帕克(Robert E.Park)(1928)提出“边缘人”的概念，边缘人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群体的边缘，不被任何一个群体完全接受，而这两种文化群体也从来没有完全渗透和融合。“其结果是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性格—— 一种具有行为特征的性格类型，这就是边缘人。正是在边缘人的心灵中，冲突的文化相遇和融合，文明的进程也得以在其中窥见和研究。”(Park，1928) 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展出边缘人研究的两条路径：边缘情境与边缘人格。 斯通奎特(Everett V.Stonequist)发展了帕克的边缘人理论，两人都注重文化冲突在个体心灵上的体现。此外，斯通奎特(1935)提出要从社会情境的角度来看待边缘人的产生，他认为正是社会情境造就了边缘人格(marginal personality)。产生边缘人的社会情境是一种双文化或多文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设法使自己适应于这个拥有更大声望和权力的群体，这种情境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文化差异，同时包括种族(生物)差异；第二种是纯粹的文化差异(Stonequist，1935)。迪克-克拉克(H.F.Dickie-Clark)(1966)批评斯通奎特虽然提出了边缘情境(marginal situation)的问题，但由于忽略了排斥的问题而强调更严重的心理影响，很容易混淆“边缘人”是指处于边缘状态，还是具有边缘人格特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迪克-克拉克提出了边缘人研究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两种取向，并正式强调边缘情境的概念，“边缘情境可以理解为被排除在群体关系系统之外的一种状态。”(Dickie-Clark，1966)他将其发展为“等级情境(hierarchical situation)”的概念，“可以把情境的边缘性看作是背离对由等级制规定的个人或阶层在任何事物上的等级一致性的结果。”(Dickie-Clark，1966) 在边缘情境与边缘人格关系的研究中，边缘情境的定义成为一个存在争议，同时也是理解二者关系的关键点。 克尔霍夫(Alan C.Kerckhoff)和麦考密克(Thomas C.McCormick)(1955)认为，边缘人是一个使用非成员群体作为参照群体的人，处于边缘地位(marginal status)，即社会中不同声望水平的群体之间的个体同时认同于支配群体与被支配群体。二人还提出，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不一定具有边缘人格，边缘人格也不一定只由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产生。 安东诺斯基(Aaron Antonovsky)(1956)提出了边缘情境的七个特点，但都将其局限于文化群体之间。这与斯通奎特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曼恩(John W.Mann)(1958)批评斯通奎特等人把边缘人格仅仅归于群体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从本质上说，边缘情境意味着想要某种东西却无法得到。某些欲望可以指向群体……但欲望也可以指向与群体无关的事物……心理边缘性有时与群体相关，但并不必然相关，个体有很多需求或取向，其中只有一些与群体有关。”(Mann，1958)迪克-克拉克(1966)认为曼恩对边缘情境的定义方式超出了社会交往的范畴，突破了传统的局限，但可能过于普遍和广泛，以致无法有效地与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也无法区分其中的群体。实际上，由于其定义过于宽泛，反而可能导致了概念的混淆。后文将借鉴曼恩对边缘情境的理解，并对其作出修正，克服其过于广泛的缺陷。 此外，高德伯格(Milton M.Goldberg)(1941)还提出“边缘文化(marginal culture)”的概念，如果所谓边缘性个体从小习惯在两种文化的边缘生活，与其他边缘性个体共同成长，并且其边缘位置不会成为其愿望实现的主要障碍的话，那么，其就只是边缘文化的一个参与者，而非边缘人。格罗文斯基(David I.Golovensky)(1952)提出“多重忠诚(multiple loyalties)”的概念，指出美国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个体可以忠诚于所在的所有群体，并且不会陷入持续的冲突和不确定状态。 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边缘情境和边缘人格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此外，应注意的是，帕克和斯通奎特皆强调文化冲突在个体内心的反映，格林(Arnold W.Green)(1947)提出，群体的外部冲突需要区分为群体冲突和文化形式的差异，它们不共存，也不是同义的。换言之，不同群体之间可以存在明显的文化冲突，也可以具有文化上的相似性，内在冲突是群体冲突的反映，这种说法更为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