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美学定位中国“生活美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托马斯·莱迪,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
文艺争鸣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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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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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中,我要讨论刘悦笛所理解的中国哲学和所阐发的“生活美学”,并与之进行商榷,因为本人在美国同样也是研究“生活美学”的哲学学者之一。我们先从《生活美学:东方和西方》这本书说起。该书由刘悦笛和柯提斯·卡特主编,剑桥学者出版社2014年出版,其中辑录了一些有关中西(尤其是英美)跨文化的“生活美学”的论述。中国学者偏爱使用的一个术语是“生活美学”(Living Aesthetics),我在这里只讨论中国“生活美学”的代表性人物刘悦笛的观点。“生活美学”的兴趣驱动,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刘悦笛的观察,在中国,“生活美学”的兴起部分是针对西方美学某些方面,特别是“审美非功利性”(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和“艺术自律论”(autonomy of art),这也揭示了“生活美学”为什么是面向国际主义和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全球运动。

       一、“生活美学”与“艺术终结”

       作为这种中西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刘悦笛将“生活美学”的兴起和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议题相联系,对此我感到疑惑。尽管似乎在丹托那里,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和生活的差别就消失了,但究竟是怎样一种程度,那就不甚清楚了。艺术定义的建构取决于“艺术界”(artworld),而“艺术终结”并没有消解艺术界和其他生活方面之间的区分。的确,丹托经常用“变形”(transfiguration)这个独特的词表达转变的意思,亦即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可以跻身艺术界。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就和那些也许出现在仓库里的看起来完全相同的物体不一样。如果生活世界和艺术界的差别完全消失的话,那么丹托关于“不可分辨的对应物”(indiscernible counterparts)的理论就无法立足了。充其量,我们只可以这么说,当下艺术的发展趋向于消解这些界限,但这和丹托的信念相反。

       尽管在当代艺术王国这是事实,正如刘悦笛所察觉的,“观念艺术”消解了艺术和观念的差别,“行为艺术”消解了身体和艺术的差别,“大地艺术”消解了环境和艺术的差别,这些仍可以按丹托的话说,是各种形态“变形”进入艺术的领域。这个“变形”,也许至少趋向于柔化生活世界与艺术界这两个领域的边界。但是,没有人会更为严肃地如刘悦笛那样,倡议艺术与生活的同一。或者说,如果一定要同一,那也只是一个譬喻:生活清晰地立于艺术之境。所以,对刘悦笛所说的“也许当艺术彻底地溶于生活之中或者生活完全审美化时,生活美学才会真正出场”①,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我的怀疑,并没有延展到更宽泛的“跨文化交互”的观照层面,那样的话,也许会有不少的收获。不过,当论及当下全球化的两个风靡世界的运动时,刘悦笛用更好的方式诠释了这个议题,他认为:“为艺术的生活”(艺术生活化)是将生活拉入艺术,而“为生活的艺术”(生活艺术化)是指生活的审美化。在这里,我们说的不是同一性而是世界和生活变化的象征。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之间的区别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也为整个生活美学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据刘悦笛的理解,对上述三个当代艺术运动(“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和“大地艺术”)有促成作用的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禅宗(zen是日本的用法②,这里借它来代表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生发的佛教)。将儒家列于此处是有充分理由的,它所呈现的礼乐相成就是一种和谐的“生活美学”。然后,刘悦笛还提到了“情”,“指的是感于外而发于内的人之本性”③。道家也是中国美学尤其是“生活美学”的奠基者,儒家和道家就是“生活的哲学”。禅对于“生活美学”的重要性是非常鲜明的,这里不再赘述,之前在关于一行禅师的文章中我也曾做过探讨,还有静观的思想等等,都是如此。

       需要提及的是,这本论文集里也收录了我自己的一篇文章《日常美学和幸福》(Everyday Aesthetics and Happiness)④,我试图从幸福的角度来论述“生活美学”的深义。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探讨了“幸福”。他明确反对娱乐至上的生活,而倡导学习和沉思的生活。乍看起来,似乎亚里士多德对“生活美学”持有不那么乐观的态度。幸福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娱乐不能算在内。但是,娱乐消遣却构成了大部分我们所认为的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舒适的消遣可服务于其他目的,因为它们事实上带来更多的是危害而不是益处,它们使我们忽视身体和财产。我们经常说那些诉诸娱乐消遣的人是快乐的,亚里士多德发现娱乐消遣常常得到暴君的青睐,他也注意到,那些强大的人并没有纯粹的儒雅的娱乐品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耽于“肉体的快乐”。有教养的人觉得这些是很卑劣的。只有“喻示美德的行为”才是值得选择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如果人生的目标是娱乐,我们一生的努力和坎坷只为了娱乐自己,那是很荒唐的。确实,为了娱乐而努力,“看起来是够愚蠢和过于幼稚的”。当然,亚里士多德是允许用娱乐来放松的,因为毕竟“我们不能持续地劳作”,但是放松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一个奴隶“可能会喜欢肉体的快感”,但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⑤。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娱乐、幸福和“生活美学”关联的论述,可参阅《生活美学:东方和西方》所收录的我的文章,在此恕不赘言。

       二、“生活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

       我对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基本看法,在“今日美学”(Today Aesthetics)博客和几次会议上提了出来,如今又有了一些更深入的看法。现在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他的观点,尤其是他在《文化间性转向视野中的“生活美学”》一文中所表达的那些新观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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