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21)02-0020-009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1.02.002 作为一个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笔者密切追踪中国电影实践的发展，努力从理论批评层面回应中国电影实践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2018年，在《当代电影》杂志社组织的学术对谈中，笔者在与张卫先生、李彬女士的讨论中灵光闪现，碰撞出了共同体美学的想法。正如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当下，饱含中国智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世界激荡，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更是温暖了世界。中国智慧直抵人心，与时代并行的中国电影也应建构起基于民族精神与中国经验的共同体美学。 简单而言，共同体美学具有三个重要的维度/品质：其一是实践性，既回望过去和历史，更面向世界与未来，同步追踪电影实践的新发展、新可能，包括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的发展变化对电影的影响，以及电影科技尤其是电影高科技如数字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对电影的深刻影响乃至改写与重写。其二是集大成，即要批判性、创造性、建设性、整合性地继承过去电影理论研究、美学理论研究当中有价值的成果(包括片面的、有缺陷的成果)，并且进行有效地整合，有机地生成，有为地创造。其三是承继性，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继承与转化，也是与世界电影精神互通下的产物。或许，共同体美学可以提供一种理论方法、理论构架、理论模型，开拓具有强大包容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理论空间、理论张力、理论境界。 一、共同体美学是中国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共同体美学是一种实践性的美学，它来源于实践，也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完善和拓展。它不光回望过去和历史，更面向世界与未来，同步追踪电影实践的新发展、新可能。20世纪70年代末，以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为起始，电影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语言革新运动。同时期的话题讨论还有1979年邵牧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和1980年郑雪来的《电影美学论辨》等。在文章《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里，张暖忻、李陀首先指出：“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对电影语言进行探索，是完全从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着眼的。”[1]随即，郑雪来就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电影美学所应研究的对象如果不明确加以区分，而只是用‘电影语言’这个词笼统地来概括，就可能会引起概念上的混乱。与此相联系，‘电影语言要现代化’这一提法是否恰当，也就值得商榷。”[2]遗憾的是，虽然郑雪来意识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在当时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但这个命题也并未在他那里得到彻底的解决。郑雪来只是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任何艺术都有其思想和美学价值，电影艺术从爱森斯坦、格里菲斯开始，就已经创造了属于它的思想价值，更不用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东西方的现代电影中，电影的思想深度和人文价值更是被大大地深化了，而这些价值的产生和电影语言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电影除了叙事功能之外，更可以创造出思想价值。然而，由于语境的原因，对技术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语言思想性的考虑，因此，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在价值层面上的讨论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类似案例还有当时对张骏祥“文学价值论”的忽视。 其实，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并非偶然。正如有评论者指出：“伴随着当时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电影领域与新时期现代主义话语体系的交融——一种以西方为参照系、出于对落后的焦虑和进步的渴望，并寄希望于凭借快速效仿、掌握的形式和技术来赶超世界的发展。和文艺界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着的‘简化现代主义’的情况相类似，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叙事文本在技术理性方面全速赶超西方的同时，却将原本应与技术、形式相共生的审美价值抑或叙事伦理观念强制疏离。”[3]然而，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就在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抑或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启蒙”状态时，电影的市场处境和市场的生存压力又同一时间“压倒”了电影语言的启蒙意义，也“压倒”了对电影语言现代化进行全面展开的追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电影的生存土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电影在还来不及讲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些问题之时，便被迫发生了一场围绕“电影首先是艺术还是工业”这一论题而展开的争论。 通过前文对新时期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未竟话题之讨论，令我们愈发认识到重提“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必要性。它一方面要求我们关注作为一种技术形式的电影在当前语境下的新形态，或思考在未来技术可能下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重审作为一种美学实践的电影语言的伦理转向，抑或是价值视角。 在一次对话中，笔者针对当前电影语言的环境，提出中国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话题有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即“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电影的结构性改变和电影技术、电影高科技进步和变革对于电影语言本体性的影响和建构”。[4]近来，也有相关学者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问题，例如陈旭光在《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一文中认为：“电影工业美学的体系建构涉及电影文本、电影技术与电影运作机制等几个方面。它要求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体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5]然而在笔者看来，历史上每一次与电影相关的技术的成功，无不体现在对电影本体意识的彰显，即电影技术的存在意义更在于对电影叙事功能的完善，而电影的叙事功能绝不仅仅是“理性至上原则”那么简单，更不能以“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要求去替代电影在情感艺术和社会文化等价值层面存在的特殊性。无论是数字化、网络化还是重工业，这些技术只是为电影的叙事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手段和可能，换句话说，各种各样的电影高科技，只有在确保拓展了电影的表现、表达、表意、表情空间以及丰富了电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实现了电影叙事机制完整、完善的基础上才具有言说的意义。就此而言，随着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制作技术和人才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在理论上倡导构建中国电影虚拟美学、数字美学和工业美学的同时，更应将它们看成是一种推动中国电影、中国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具体美学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