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理论上做出了三大贡献。 一、在困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并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救国蓝图。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而且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更迫使人们无法活下去，致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触及人类灵魂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以重建中国文化。并倡导“科学与人权并重”，以摧毁旧传统，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就需要启蒙，就得率先从引导青年、培养青年入手，因而创办《新青年》，并声言“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建设必先之以破坏”， 只有破坏传统的儒家伦理，摧毁封建的道德体系，才能建立起新时代的人生观。而“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将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2〕 正在这时，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能说服人，是彻底的理论；中国社会的现实和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陈独秀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展建党活动，并于1920年5 月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思想界、知识界影响特别巨大。他与李大钊南北配合、呼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李大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在对祖国前途和命运作深沉思考后，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不到一年，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肯定“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预言“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为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于1918年冬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当时中国的实际尤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此，李大钊在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着重介绍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途径和动力。马克思主义经陈独秀、李大钊的介绍、传播，得到了一大批青年的接受和信仰。 二、在革命中创新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地传播开来。一大批先进的青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尤其是毛泽东就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写出了具有很强说服力的不朽篇章，其中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光辉范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全党在理论上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使全党在理论上明确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中国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开始运用辩证唯物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继承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特色，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改造农村面貌，改造人的精神，而谋求国民全体的解放。他在1927年秋收起义受到挫折后，深入农村，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先后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并将创造、拓展、保卫根据地的丰富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以土地革命作为发动群众的根本基础，从而使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相结合而具有了中国的特色。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经验的概括论证后，进一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作出更高的概括，形成《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著名的哲学论著。哲学离不开实践，指导实践的哲学，既是一种认识论，又是一种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于说明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认识客观规律，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改造世界，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自己的显著特色。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毛泽东思想从改造社会开始到改造思想终结，或是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再到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由此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注重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周恩来、刘少奇同样把其理论的重心落在思想改造、道德建设上。周恩来把“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的斗争”作为自己一生的“修养要则”。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思想改造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为了革命，共产党员应该“把一切献给党”。而要“把一切献给党”就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只有长期地进行这种自觉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