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与社会认同:金朝汉族同乡里姓氏分布考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晓飞,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陕西 西安 710127;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博士。辽宁 大连 116000

原文出处:
内蒙古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金朝“同乡里”的乡里是虚指、泛指。金对“同乡里”并无具体明确的地域划分,可以是同郡也可以是同村或同社;较之于村,里更能体现民众对地域的认同性。从姓氏分布角度而言,同乡里同姓聚居、异姓杂居,依然体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汉族家庭在金朝形成一个庞大的阶层,他们繁衍生息,同宗虽“阡陌连接”,但“散居诸村”,“同乡里”的地缘意识并不很强。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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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1)01-0082-06

      在金朝乡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方面,较早期的成果多将其与人口、户籍相联系,重在关注基层组织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行政职能①,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乡里本身②,但具体到金朝的地域观念、基层姓氏分布等细节,没有直接相关研究③。本文通过挖掘金石文献,试从姓氏分布角度对金朝地缘与乡村社会相关问题做一考察,以期有助于金朝基层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金朝“同乡里”的意涵及地域范围

      通过梳理相关地域组织的演变发现,金朝更多用“同里”“里人”“里中”表示同乡。金朝乡、里属于县以下基层建置已是共识,但究竟是乡、寨(里、村或庄)二级还是乡、里、村、社四级说法不一。④唐代社会基层组织已经出现了从乡里制向乡村制演变的趋势[1](PP.172~180),其时已出现乡社组织——“村”。宋代至熙宁变法前后出现多个新设组织诸如“管”“都”“保”并存局面。金朝基层建置因族而异,十分芜杂。金与辽迥异,辽石刻中“里”数量明显多于“村”,金则袭唐,以乡一村最为常见,实际基层社会中也用“乡人”“本村”表示来自同一地域,但也存在前面称“村”后面叫“里”,“村”“里”两者通用的现象。金朝村是实指,村名确实可寻,这显示村确属基层组织之一。例如《洪福院尚书礼部牒并重修洪福院记》[2](P.218)中的“本村”实指修武县七贤乡马坊村,《金重修紫虚元君殿记》[3](卷21P.831)中的“本村”是怀州紫陵村,《真清观牒》[4](P.561)中的“本村”是真定府元氏县屯里村。相比之下,里是虚指,即“同里”并不能精准匹配相应某里,可能是某村、庄或社,甚至也可能是某乡或县。比如《封志安墓志铭》[5](P.144)、《观音院碑》[6](卷85P.1243)、《杨府君墓碑铭》[6](卷108P.1560)、《郏县文庙创建讲堂记》[6](卷27P.372)中的“同里”“里人”所称的“里”分别指代汝州郏县、同州朝邑、乾州、华州蒲城。金朝村多于里,且是实指,但人们却惯用虚指的同里表示同乡。另外,金亦承宋,出现诸如咸宁县洪固乡孙村李泾庄赵院保[7](卷126P.886)这样的县—乡—村—庄—保多级建置,从侧面印证“同乡里”很难实指。金朝汉人同乡里的地域观念是普遍存在的,但同乡里地域划分随意性强,可能大到同州,也可能小到同社。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和紧密性远胜同乡里的地缘关系。弄清楚金代“乡、里”在基层社会中实际包括的地域范围大小,有助于了解金朝汉人的地域观念。

      下面我们以金宛平县及其治下的房仙乡、陈王里为例来加以探讨。

      

      图1 宛平县出土辽金墓葬具体地理位置

      根据可考墓葬出土地⑤,金宛平县及其治下的房仙乡、陈王里面积可约略推知。

      首先,我们来看金宛平县的面积。图1所列均属于宛平县出土墓葬地点。唐乐邦穗葬于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8],唐张建章葬于幽都县礼贤乡高粱河北原[9],根据现在地图测量,两者之间约28千米,这可视为唐幽都县东西最小距离;金张□震葬于宛平县新张里后兴之原[10](P.585),且位于南边的几座墓葬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因此南北最小应为8千米。据此计算,唐代宛平县面积最小约有224平方千米。宛平县辽金墓葬地最西边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金王府村的吴前鉴墓地[5](P.168),最东边是位于北京西城桦皮厂的张嗣甫、张俭父子的墓葬[11](P.201,265),东西之间距离约22千米。南北从新张里后兴之原[10](P.585)到崇让里黑山之西南隅[12](P.42),也就是现在的南辛庄到石景山游乐园京源路口一带,约8千米。据此推算,辽金时期宛平县最小面积约176平方千米。可见,辽金时期宛平县面积小于唐代。

      其次,房仙乡规模也可以大体推知。房仙乡位于最西面。如果根据地理位置推算,崇让里、新张里位于房仙乡四个边界地理坐标(乐邦穗、王师儒、韩佚、吴前鉴四人墓地)包围之内,理应归属于房仙乡管辖范围之内。唐乐邦穗葬于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王师儒葬于析津府宛平县房仙乡池水里之西北原[11](P.13),东西最小约19千米,南北依然约8千米,所以房仙乡面积至少约152平方千米。辽金时期,西边以吴前鉴墓计,东至王师儒墓地,约17千米,南北不变,则房仙乡面积最小约136平方千米,依然略小于唐代。

      最后,同出土于仁寿乡陈王里的丁洪[11](P.618)、丁文逳[11](P.639)两座墓葬之间东西直线距离约3.5千米。张嗣甫、张俭父子二人下葬时间相隔17年,墓葬出土地点都是桦皮厂,而两人墓志文本中书写的葬地不同,父亲为礼贤乡胡村里,儿子为仁寿乡陈王里。据墓志记载,早于张嗣甫12年埋葬的张琪葬地为礼贤乡北彭里[12](P.173),晚于张嗣甫17年的其子张俭葬地改为仁寿乡陈王里,而直至张俭葬后近60年的丁洪、丁文逳葬地仍为仁寿乡陈王里。由此可见,张氏父子葬地所归属的乡里基层组织在张嗣甫死后的17年间发生了变化,由礼贤乡胡村里变为仁寿乡陈王里,之后60年则未再改变。而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很大的可能是张氏父子葬地应处于仁寿乡与礼贤乡两乡分界线一带,故此后来被划归为不同乡里。如果这一推断可靠,那张氏父子葬地即处于仁寿乡边界,仁寿乡地域范围再往东的可能性较小。加之,陈王里往东南约1.5千米就是南刘里,往西北约1.2千米是西北乡南樊里,依此推算陈王里南北不会大于2.5千米,东西以二丁氏墓地直线距离最小3.5千米计算,则仁寿乡陈王里面积大约8~9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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