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世纪始，西夏逐渐发展成中国宋朝西北边境的主要势力，被强大的邻国全面包围，其首要任务之一是建立民族认同。初期的准备涉及雄心壮志的文化工程，比如发明自己的文字，翻译中原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现存的西夏文献②大部分是佛经，反映了佛教在西夏的重要性，同时也翻译了许多世俗作品，包括一些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文学作品。虽然佛经几乎逐字地被译成西夏文，但其他著作的翻译往往并没有那么严格地遵循原文的语序和语法结构，从而能为西夏本土读者提供更易读的文本。 在这方面有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保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写本，最初由斯坦因(1862-1943)在1914年发现于故城哈拉浩特遗址。这是一本名为《将苑》的军事专著，表面上托名于3世纪著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诸葛亮(181-234)。现代学者认为这个作品是后来伪造的，托名诸葛亮只是用来使其内容具有权威性③。《将苑》现存最早的版本可追溯到明代(1368-1644)，所以其西夏译本代表了现知最早的版本，而且早得令人惊讶。遗憾的是这个写本不完整，丢失了前半部分。但如同汉文本中的情况，其章节有编号，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章节顺序是非常不同的。然而除了章节编排的不同，该写本现存的大部分与存世的汉文本的内容十分一致。西夏文本唯一明显不同于汉文本的部分就是最后四章，描述的是中央王朝周围的外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汉文本清晰地反映了边境族群的中国中心观，这种模式是否已被尽力调整以符合西夏的世界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比较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可以发现：译文中确实省略了对这些部族的描述，只保留了被称为“草原主”的北狄。其中描绘了骑马好战的族群，在正面作战中优于汉人。考虑到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的地缘政治情况，蒙古人在西夏和女真的北部草原上迅学积聚力量，对西夏读者来说，“草原主”可能指的是蒙古人。今天我们知道译者在当时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北方邻国将在几十年里通过格外残酷的军事行动，消灭整个西夏，征服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译文对其他三个——东夷、南蛮和西戎的省略，表明了有意识地脱离汉文原本，创造一个在西夏人看来既相关、地理又准确的文本。 西夏，或称唐古特(1038-1227)的史料很缺乏。元朝(1271-1368)时修了金朝(女真)(1115-1234)、辽朝(907-1125)和宋朝(960-1279)的正史，西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所以未修其历史。我们所了解的西夏历史，主要来自其他三个朝代的史书和少数其他的史学著作④。毋庸置疑，在汉语材料的单方面主导下，作为敌人的西夏，其历史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和其他类型材料相似的情况，然而本土西夏文文献更贫乏，大部分文献在蒙古征战中遗失。虽然书面上这种文字很好地延用至了明代，但日常环境中不再使用，最终被人们遗忘。只有随着20世纪初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发现和后来的破译，研究人员才逐渐获得西夏文写成的第一手资料。 12世纪下半叶，西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势力之一。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它从一个河曲北面的小政权，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占据了青海湖以北的大片地区，是其原来领土的20倍左右。到1036年，李元昊继承王位四年，西夏已经管辖夏州、银州、胜州、凉州、甘州、肃州和瓜州[1]58[2]179-180(参见《宋史》卷四八五)。此时的西夏年轻且不断扩张，西夏是个多民族政权，其核心居民是党项人，还住着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⑤。随着西夏的扩张，这些外族中大多数人居住的地区被吞并，他们便成为西夏的一部分。从而，同一种族的人最终居住在西夏边境内外，内外人口的划分模糊，是很常见的军事扩张的结果。我们必须设想，“外(foreign)”通常不太被视为民族的问题，而被视为专指某个特定国家或政权。依据西夏的法律，居住在境内的非党项民族享有相对的平等。从族群义务的层面来看，族群内的社会地位比民族和部族关系更重要，且仅在同等级的情况下，党项人才享有特权[3]147[4]200。 从元昊的统治到被蒙古征服，在这近两个世纪里西夏有许多邻国，大多数邻国都曾和西夏发生过或长或短的战争。其西南有吐蕃，西有回鹘。在东北，1115年以前夏与契丹接壤，之后与女真接壤。在东面、东南面和南面，11世纪时与宋接壤，12世纪时与金接壤。最后，北方被突厥蒙古部族占领[1]61。13世纪早期之前，突厥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已凝聚成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西夏是蒙古扩张之路上第一个重要的阻碍。第一次袭击始于1205年，从那时起，西夏境内每天都充斥着来自北方的威胁⑥。最初他们还有能力抵抗甚至赢得一些争战，但同时他们也在东部与女真作战，这种双重战争耗尽了他们的资源。为了建立一个能够抵抗蒙古的统一战线，夏曾试图与金结盟，但最终都未实现。当然，这样的联盟没有达成，夏—金冲突得以维持，最大获益者是蒙古。经过20年断断续续的争战，1225年底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了一场征伐西夏的决定性战役，其结果是1227年西夏灭亡。 至少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西夏对人类文明史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们的文字和著作。西夏文字创制于1036年，这是李元昊建立西夏准备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其身份，可以将西夏与强大的邻国宋朝区分开来。这种文字被采用后，几乎立马用于一个宏大的翻译工程，这个工程的目的是造出一个西夏文的《大藏经》。除了佛经外，中国世俗著作也普遍地被翻译，包括一些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军事和文学作品。大部分的翻译似乎是在12世纪完成的，当时的西夏经历了长期与邻国激烈的战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