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代的“贞观之治”系我国帝制时代响当当的两大治世，人们素来津津乐道，少有异议。至于宋仁宗的“嘉祐之治”，从前鲜为人知，近期论著较多。有的论者将仁宗时期称为“大宋的巅峰”、“中古世界的黄金时代”，断言当时“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甚至以“盛世”相称①。人们在惊讶之余，不免怀疑历史上是否果真有此一说。毋庸置疑，“嘉祐之治”一词在史籍中依稀可见，与“仁宗之治”“仁祖之治”“昭陵之治”系同义语。某些宋人认为：“仁祖之治，前有庆历，后有嘉祐。”②于是，又称“庆历、嘉祐之治”或“至和、嘉祐之治”。庆历、至和、嘉祐均为宋仁宗年号，昭陵是其陵墓名。“嘉祐之治”一说始见于北宋中后期，仅畅行于南宋时期，此后始终未曾叫响。为何“嘉祐之治”叫而不响？本文拟略抒浅见，其偏颇错讹之处，恳请方家批评纠正。 一、“至治”：被宋仁宗否决的谀辞 宋仁宗时期堪称“太平治世”吗？当时如此称颂者确实有之，但遭到多数士大夫反对，即使宋仁宗本人也难以认可。请看下面两件事。 其一，《宋史·五行志》载：“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澧州(治今湖南澧县)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③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是个明眼人，他即刻将此事判定为澧州知州冯载的献媚邀宠行径，赓即上疏，痛斥冯载“不识事体，便为祥瑞，以媚朝廷”，他说：“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敌骄凌，藏伏之祸在后。一患未灭，一患已萌。加以西则泸戎，南则湖、岭，凡与边庭连接，无一处无事。而又内则百姓困敝，盗贼纵横。……以臣视之，乃是四海骚然，万物失所，实未见太平之象。”在欧阳修看来，岂止“未见太平之象”，而且不见“太平之道”：“臣视方今，但见其失，未见其得也。”简言之，“太平”二字无从谈起。宋仁宗采纳欧阳修建议，断然拒绝冯载所献祥瑞，“诏诸祥瑞不许进献”。④ 其二，《宋史·仁宗本纪》载：嘉祐四年(1059)“六月己巳，(宰臣富弼等率)群臣请加尊号曰‘大仁至治’，表五上，不许”⑤。富弼请加尊号，系遵照宋仁宗授意，复行从前故事。知谏院范师道、知制诰刘敞起而反对。刘敞尤其激烈，其主要理由是：“今天下未可谓至治也。”仁宗回应刘敞，话语模棱两可：“朕意亦谓当如此。”富弼“怃然”，作为难状，告知刘敞：“乃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刘敞不听劝告，“密奏三疏”⑥，连连直言。其《上仁宗乞固辞徽号》第一状称：“今百姓多困，仓廪不实，风俗未清，贤不肖混淆，狱讼繁多，盗贼群辈，水旱继有。四夷虽粗定，然本以重赂厚利羁縻之，非畏威慕义者也。未可谓至治。”⑦仁宗终于认可刘敞谏言，谢绝新增“大仁至治”尊号。另有记载称，仁宗于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抑尊号”。他先引用唐穆宗之言：“强我懿号，不若使我为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处我于无过之地。”然后说：“朕每爱斯言。”南宋史家吕中评论道：“仁宗以四夷未服而不敢言至治。”⑧照此看来，仁宗生前一再拒绝“至治”尊号，始终“不敢言至治”。在他死后的冗长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中，美妙词藻虽多，但无“至治”二字。 由上述两事可见，其时士大夫勇于直言，宋仁宗开怀纳谏，实属可圈可点。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仁宗不无自知之明。他不以明君英主自命，下诏公开承认自己治国能力有限，朝政多有失误：“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他尚能正视严峻时局，谢绝粉饰太平：“间者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趣募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⑨ 二、危机：时人奏议中的严酷真相 宋仁宗之世的时局确实相当严峻，绝非“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而是问题成堆、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众所周知，当时人才辈出。且看这批才俊如何述说他们的时代。对于当时的形势，欧阳修概述道：“方今夷狄外强，公私内困，盗贼并起，蝗旱相仍。”对于当时的朝政，他很是不满：“方今之弊，纪纲之坏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蔡襄、余靖忧心如焚，先惊呼：“方今天下之势至危矣！”接着指出：“夷狄骄暴，陵胁中国；盗贼纵横，惊劫州县。养兵至冗，择将不精；科配频繁，公私匮竭。内外之官，务为办事而少矜恤之心；天下之民，急于供亿，而有流离之苦。治道至此，未闻救之之术。”并称：“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⑩韩琦所上奏疏要巧妙些：“今陛下绍三圣之休烈，仁德远被，天下大定，民乐其生者八十余载矣，而臣窃观时事，谓可昼夜泣血，非直恸哭太息者，何哉？盖以西北二虏，祸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也。”“天下大定，民乐其生”云云，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引子。“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等等，才是他要说的实情。包拯与韩琦相似，先恭维：“陛下天纵宽仁，海纳谋议。”再直言：“方今诸路饥馑，万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倍之滥，廪无二年之蓄，兵卒骄惰，夷狄盛强，即不幸继以凶年，加之外寇，则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11)这类警世之言在当时士大夫的奏议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当时面临四大危机：一是边境危机，西、北两面楚歌；二是财政危机，“三冗”泛滥成灾；三是民生危机，贫民衣食不济；四是治安危机，社会动荡连绵。据何竹淇先生早年不完全统计，北宋的民变、兵变凡203起(12)，其中仁宗一朝57起(13)，比徽、钦两朝还多17起(14)，为北宋九朝之最。欧阳修不禁感叹：“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15)至于民变、兵变的起因，除百姓困苦外，便是吏治败坏。宋仁宗下诏求直言：“朕躬之阙遗，执事之阿枉，政教未臻于理，刑狱靡协于中，在位壅蔽之人，具官贪墨之吏。”(16)其罪己之意显而易见。关于仁宗时期的危机，邓广铭、吴天墀先生等诸多前辈史家论述颇多(17)，早为人所熟知，不必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