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1)01-0109-16 DOI：10.16538/j.cnki.jfe.20200917.201 一、引言 19世纪初，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人士试图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带到中国。鸦片战争后，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来临，希望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然而，中西方文化差异让国人一时难以充分理解西方经济学，人们在实践中也渐渐意识到简单的学术移植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即经济学中国化)探索与转型由此开始。① 不少学者意识到考察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大多从如下视角探讨这一话题：其一，叶坦(1998)、谈敏(2000)、林毅夫和胡书东(2001)、特雷斯科特(Trescott，2007)、王昉(2009)、程霖等(2018)、杨春学(2019)、张申和信瑶瑶(2020a，2020b)从宏观层面梳理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演化。其二，孙大权(2006)、邹进文(2010)、孟玲洲和张德明(2013)、易仲芳(2015)、易棉阳(2019)等关注近代留学生与学术机构等对经济学中国化的贡献。其三，叶世昌(2000)、严鹏(2011)、颜鹏飞和刘会闯(2014)、宋丽智和邹进文(2015)聚焦于近代某些特定的经济学人，讨论他们对某个经济学领域中国化的贡献。 纵观已有研究，不少学者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进行本土化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多种表现形态，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应用，也包括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还包括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探索。然而，甚少人注意到近代早期中西学术体系差异所带来的早期本土化的初始阶段，②这不利于我们充分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全貌。此外，在探讨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话题时，不少学者会更多地关注近代中国经济学自身如何演化的问题，而较少考虑到近代经济学自身动态发展的事实及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从中西学术互动的视角看，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由被动输入到有条件移植再到追求学术自立的转变，而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深化探索促成了这一系列转变。科学现代化(内因)与国家现代化(外因)的双重需求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重要背景。一方面，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出现与发展恰逢近代中国学术体系出现由传统知识到现代学术的转变，其探索主体、知识样式与研究范式的演化历程与科学近代化的演化趋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近代国家现代化的诉求不断影响着近代中国经济学人对特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倾向，也决定了时人对应用经济学的热衷要远甚于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受实现国家现代化与工业化目标的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学在更多的时候面临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供给与近代中国经济实践诉求之间不匹配的情形，中西社会经济现象与学科理论发展之间在时空上的错位推动着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即要求中国经济学人不断推进经济学的中国化，乃至探索建构“中国经济学”。由此可见，经济学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逻辑主线；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中西学术合流与分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内在张力，也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从格义到自立的关键转型动因；近代中国经济学走向自立是其发展与演化的必然结果。 有鉴于此，本文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第一，综合考虑近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发展与传播的不同表现形态，将视域覆盖到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串起由中西学术体系差异所带来的初步本土化现象与后续经济学中国化各阶段的联系，进而完整呈现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全貌；第二，鉴于近代国家现代化对经济学的基本诉求贯穿始终，而科学现代化的演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探索主体及其相对应的知识样式与研究范式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本文依据近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嬗变和经济学研究主体的转变，进一步将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历程划分为“格义”“分野”“自立”三个阶段，并分别阐述各个阶段的内在关联与演化特征；第三，在充分揭示近代中国经济学实现从“格义”到“分野”再到“自立”的转型动因的基础上，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提供历史启示。 二、格义：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初始阶段 “格义”对应着探索的初始阶段，③即传教士与传统知识分子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重述和移植西方的经济思想与实践。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初始探索源于经济学传入中国的需要。在19世纪初传教士陆续将西方各种经济知识带到中国(梁捷，2007；李浩和梁永康，2008；李丹，2011；李丹和刘明玉，2016)之前，传统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与小农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经济理念，对西方经济学并无需求。传教士是这一阶段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主力，他们努力以自己所掌握的中国固有之事物与观念比附西方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思想。随着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在见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开始“开眼看世界”，希望寻求新的富强之路，试图移植和复制西方的一系列经济实践，支持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与西方经济实践密切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由于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的演化处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与成型阶段，大多聚焦于人口增长、生产力发展与财富创造等话题，这与传统中国经济思想所关注的话题有契合之处。在传统知识样式尚未被解构的背景下，时人延续传教士“格义”的做法，在“中体西用”的指导下有限地开展经济学中国化探索，并将西方经济学误读为致富之说、富强之术。西方经济思想在中文语境中发生了内涵的延伸乃至变型，以“商战”为具体表达形式的富国思想成为这一阶段国内学人的关注焦点。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科学现代化的驱动之余，国家现代化的诉求开始形塑着时人对经济学的认知。初步的概念比附和观念拟配是时人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常见方式，并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