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实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勉,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成都 610000);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00)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某种习以为常的学术观点认为,北洋时期中国遭受列强和军阀双重压迫,经济凋敝,民生几尽,这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表明,当是之时,尽管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整体上仍相对平稳并有所发展;社会民生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大致仍处于“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的状况,并不像这种观点描述的那么糟糕。斯时经济与民生得以维持及发展的原因,与国家权力的支配力有限、经济社会基本是由地方及民间社会自主掌控有关。由于经济状况未提供根本改变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被称为“大革命”的国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其发生原因,可从政治窳败、国家分裂以及人们的政治趋新意识上去寻找,却与北洋时期经济社会与民生状况之好坏,不发生直接联系。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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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经济史素为学者重视。在既有研究中,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军阀统治、国家战乱分裂的北洋时期,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年复一年,每况愈下。这一经济民生状况,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合理性依据。①

       然而,历史文献在部分支持这一论说的同时,也提供了反证。大量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显示,北洋时期,经济与民生虽面临诸多困难,但大致尚能勉强维持,一些地区和行业甚至有所发展。这不仅从具体行业的统计数据和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工资收入及物价指数上可明显看出,而且在反映宏观经济重要指标的“国民所得”总值及个人平均值,以及全国粮食总产量及人均产量上均有鲜明的反映。不仅如此,稍后一份溯及北洋时期经济与民生状况的重要调查,也可印证这一结论。这提示学者,对北洋时期经济与民生实态的认知,既有研究可能存在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的偏颇,难以全面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实态。

       本文拟用实证方法,在承认既有研究具有一定事实依据因而可以部分成立的前提下,发掘为以往历史书写忽略了的反映这一时期经济与民生状况的统计资料,期与既有研究相互补正,重建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历史,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北洋时期社会民生状况与国民革命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政治经济逻辑的解释。

       一、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状况

       通常认为,北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特定时段,益于战时外国资本暂时退出,外部竞争压力减轻。战后外资“卷土重来”,加之军阀混战,双重影响之下,中国的经济民生跌入低谷。此说动态考察北洋时期中国经济状况,兼顾国内、国际因素制约,有其理据,却与战后中国经济民生的实际状况不尽相符。事实上,战后中国经济虽面临新的困境,发展有所曲折,个别行业甚至出现严重萧条,但总体上仍在缓慢前行。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指出:“就现代工业领域而言,中国并没有因战争蒙受多大损失,不过是错过了若干获取利润的机会而已。这表明,外部有利条件即便对非独立的经济体而言,影响也极为有限。随着欧战结束,中国的工业才真正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②白吉尔将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界定在“一战”之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战”期间,不仅眼光独到,也有大量事实可资证明。

       (一)经济发展统计数据

       为说明北洋时期尤其是“一战”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将重点选取机器纺织业进行分析,同时兼及其他行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机器纺织业为中国近代工业中产值最大、就业人数最多、战后受外资压迫最重、最能代表中国民族资本生存状况的行业。这一行业的发展状况,应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同期中国工商经济的实际。

       先考察机器纺织业中纺纱业的状况。以该行业厂家最集中的上海为例。资料显示,1912年上海仅有7家纱厂,此后数年一直维持在6家—7家的水准。从1919年即“一战”结束次年开始,纱厂数量开始增加,达到11家,1920年增加到21家,1924年则达到24家。纱锭数从1912年的167596枚增加到1924年的675918枚。1924年厂家数比1912年增加了2.43倍,纱锭数增加了3.03倍。棉纱业之外,上海机器缫丝业也发展迅速,1912年,该市丝厂数为48家,1927年增长为93家,增长近1倍。③

       如果说上海一地纺纱业的发展不足以反映整个国家的状况,不妨看看能够反映全国机器纺纱业发展状况的数据。由图1数据可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4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洋中期,中国纱厂非但没因外资“卷土重来”严重下滑,反而呈明显的增长态势。1918年在华全部纱厂仅44家,1922年则增加为95家,增长1.16倍。其中华商纱厂占比及增幅最大:1922年华商业纱厂数为65家,较之1918年的29家,增长1.24倍;而1922年欧美日各国在华纱厂总数仅30家,尚不及华商纱厂数量之半。同期中国纱厂纱锭的增长势头亦属良好。赵冈、陈钟毅提供的数据显示,1918年华商纱锭总数为998775枚,以后4年枚数分别为889032、1774974、2134854、2272098枚,1922年为1918年的1.27倍,平均年增长率达31.75%。在全国范围能维持如此高的增长速率,应该是很不错的发展状况,而这一增长速率,终北洋时代,均无大的变化。④

       从企业个案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发展顺利。以荣宗敬、荣德生的纱厂为例。1915年4月,荣氏兄弟在沪招股创建申新纺织厂,从1917年3月起,荣氏兄弟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创设申新二至九厂,并在上海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自任总经理。至1932年,荣氏兄弟共拥有纱厂9家,纱锭占全国民族资本纱厂纱锭总数的19.9%,⑤其企业生存状况一定程度上可看作同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具体数据见图2。

      

       图1 1916年—1922年华商纱厂与外国在华纱厂统计

       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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