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1.01.003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样本，深圳40年来的发展无疑是学界最为关注的重点案例。其中，关于深圳如何在所谓“文化沙漠”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瞩目。傅才武于2011年撰写《区域趋同环境下如何建构城市特色文化发展战略优势？——以“后特区时代”的深圳为例》一文，专门讨论政策扁平化条件下的深圳如何建立文化竞争优势①。李凤亮提出了深圳“创新城市”的本质特征，认为深圳40年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创新，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多元创新推动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先行示范”也是“创新示范”②。李小甘从深圳经验出发，认为文化自信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持久力量，他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以‘文化创新发展2020’为总抓手，加快构建‘五大体系’，努力打造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③他同时提出，通过市场渠道，深圳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为“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深圳经验④，体现出深圳在推进国家战略中的文化自觉。 前40年的深圳，其技术创新过程大体经历了从“专注于‘E’(Engineering工程)，逐渐转入‘T’(Technology科技)，再进入‘S’(Science科学)”的渐进过程，这即是深圳的创新模式。⑤李凤亮通过对深圳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发展历程的近距离观察，总结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5种类型，一定程度上是对深圳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特征的理论总结⑥。向勇将国家的文化政策模式分为五种类型，即基于文化创富的演进型政策模式、基于市场引导的竞争型政策模式、基于文化保护的干预型政策模式、基于政府引领的中间型政策模式以及基于法律保障的约束型政策模式⑦，这一分析框架同样适应于深圳。 王京生和李小甘等人对深圳文化的独特性有着深刻的体认，认为深圳文化始终承担着探路者的角色，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深圳实践为国家战略提供试验与校正⑧。王京生直面深圳文化积淀薄弱、移民城市的特征，力图通过建立“文化流动理论”框架来解释深圳文化建设的本质⑨。李小甘力图在与全国其他城市的比较中归纳出深圳文化创新的比较优势，借助于科技和产业的优势让深圳超越渐进积累阶段，建立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适配的文化创新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深圳城市文化特色和‘深圳学派’风格”⑩，并为“深圳学派”的筹建提供合理性。毛少莹则梳理了“深圳精神”的成长历程，借助文化统计方法梳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杀出一条血路”过程中关键时间段、历史事件，涉入深圳人的城市认同领域(11)。 针对拥有数百万农民工和城市移民的深圳人口结构，王为理等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问题，他们以深圳为观察基地，探讨了移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独特道路，并提出了改变传统公共供给方式的制度设计(12)。“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需求相匹配问题。”(13)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文化建设成就及其背后的原因。但深圳建市40周年，业已成为世界新兴城市发展的示范，对深圳文化建设的总结已不能满足于前40年深圳经验的总结归纳，而是要深入到深圳文化创新体系的功能结构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重新定位进入“并跑位置”后的深圳在后40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深圳是文化战略导向型城市 世界范围内，由于发展的初始条件不同，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的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并形成“路径锁定”，影响城市未来发展的轨迹。 (一)两种城市类型与两种城市文化政策模型 从时间上看，城市文化资源可大致分为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两大方面。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文化积淀为历史人文景观、一定人群的生活习惯、共同的心理特征、精神气质。现代文化资源是指精神观念资源、公共文化资源、艺术资源和现代媒体、舆论资源。其中，公共文化资源主要指为市民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机构，以及政府对其的投入，如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基层文化馆站网络、社区文化设施等；艺术资源主要指一个城市所拥有的文艺机构、院团、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等的种类、数量、从业人员以及所能生产的文化产品的丰富程度；现代媒体和舆论资源是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短信等新媒介”(14)。 基于文化资源的分类，可以将世界范围内主要城市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文化名城，如北京、西安、罗马、纽约、莫斯科、伦敦、耶路撒冷等，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城市文化记忆，拥有独特的文化遗存，还拥有历史街区、传统建筑、城市广场等文化记忆空间载体；另一类是新兴城市，如迪拜、深圳和洛杉矶等，城市发展历史较短，有移民城市性质，汇聚了众多新兴产业，主要拥有现代文化资源。 两种城市类型，导致了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路径的差异。对于诸如北京、西安、伦敦这类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初始环境和“城市底色”，也往往是城市文化性格和旅游形象的核心内涵。城市文化遗产借助于城市主题文化展示系统的城市规划控制，形成城市文化战略和政策的源头和最初路径。对于诸如深圳、迪拜等新兴城市，则与之相反，主要通过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逆向进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进而塑造城市经济文化形态和城市整体样貌。综观世界主要城市，两种性质的城市分别设定了各自的文化战略定位和文化政策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