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建设: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研究”笔谈(二)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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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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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与“建设”既是一对名词,也是一对概念。一般说来,名词和概念的产生是落后于历史现象的,但其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其内涵也常伴随历史的演化而可能发生变动,并影响人们对历史上与此相关现象的理解。“革命”和“建设”内涵的变化,就使得如何界定革命史和建设史变得比较复杂化。

      就中国历史而言,“建设”的涵义争议较少。该词古已有之,表示设置、创立之意。近代以来,又有政权、党派自上而下规划发展之意,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尽管在革命时期也可进行建设,但更多指和平时期的建设,其核心为经济建设。

      如果说“建设”几为社会常态,而“革命”就多为惊天狂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此的理解是差别较大的。古代有所谓“汤武革命”,意味着改朝换代就是革命了。近代以后,到了梁启超那里,在汤武革命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几乎一切皆有革命。孙中山则将汤武革命视为“帝王革命”,而他领导的“今之革命,为人民革命……此种革命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1921年12月10日),孟庆鹤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08页]。毛泽东认为历代农民起义都是革命,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到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如果只说“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三十年的历史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632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还从社会性质的巨变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革命,第一次为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第二次为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地主革奴隶主的命,第三次为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即辛亥革命[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345页]。梁漱溟也认为,革命指社会的改造,像资本社会代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自秦汉以后,一治一乱,改朝换代数十次,不见有革命,辛亥革命才是中国封建解体后唯一之革命[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224页]。可见,迄今尚无众所认可的革命史。然而,革命总有其根本特征,这就是颠覆性、破坏性、替代性,而现代革命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为激烈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及政权更替。依此衡量百年中国历史,大多会认可辛亥革命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革命之始,其后的国民革命、中共革命也都属于现代革命。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国共两党是两个最为关键的革命主体。

      由“革命”与“建设”两个概念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二者的涵义不仅各有其独立性,而且有一定的对立性,似乎是互不兼容的。以往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民众,恐怕大多也持此惯常说法。然而,揆诸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的历史,无论是时人(包括革命领袖、政权要员和各界人士)的认识还是实践,革命与建设并不全是对立的,而是以革命为主、建设在革命之中的相互纠葛过程。在少数人的弄潮之下,无数人被裹挟到这一历史的激流中,无可选择,无处可逃。

      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但由于一直处于剧烈的政治巨变之中,可以划分为明显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

      这一阶段的革命以孙中山为主导。辛亥革命虽以1911年为标志,但孙中山革命的起点始于1894年成立兴中会。他一面力主革命,推翻清朝,但同时要建立一个有别于旧王朝的新政权。1897年他提出,不“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1905年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中国之现状与未来》(1897年3月1日),孟庆鹤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孙中山:《旅欧中国留学生盟书及联系暗号(1905年春)》,孟庆鹤编:《孙中山文集》下,第680页]。这里的破与立之间,其实就是革命与建设的宏大联系。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建设的必要性,“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满洲政体“如破屋漏舟,必难补治,必当破除而从新建设”[孙中山:《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1906年12月2日)、《革命是神圣事业,天赋人权》(1910年2月28日),孟庆鹤编:《孙中山文集》上,第5、7、10页]。以上表明,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奠定了关于革命与建设关系的基调,既有二者先后相继的意识,也有齐头并进的意识,表述似有矛盾,实际上是以前者为主的。

      其实,近代以来清政府并非全无作为,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都曾进行过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其现代化建设之举恰恰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已无法阻挡辛亥革命的爆发,无法挽救清廷自身的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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