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建设既是一个客观演进的历史进程，也是承载着厚重思想内涵的一个时代命题。从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去总结、提炼这一命题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及其思想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设，都不无意义。 一 时代命题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北伐告成，中国建设协会成立并创设《中国建设》杂志，以“传吾党建设之主义”(中国建设协会：《发刊词》，《中国建设》第1卷第1号，1930年1月1日，第1页)，由此一时风行天下的革命思潮转而竞相兴起了建设思潮。孙中山先生特别提示，革命成功，建设方兴。革命与建设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历史进程。孙中山思想由革命向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以及其建设思想的体系化，当以1919年《建国方略》的完成为标志。1924年间，孙中山创作的《国家建设》著述，比前三书(即《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为独大。这意味着，20年代之际，孙中山的建设思想体系已经基本完成：首先，他提出了“革命时代”与“建设时代”。其次，孙中山认为建设事业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其三，建设事业繁复万端，而地方自治建设为其根本[孙中山：《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5页；《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讲》(1916年7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5～330页]。就思想内涵而言，《建国方略》基本上以社会建设、物质建设与心理建设三大部分搭建了他建设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思想要义主要为：一是以“民权”建设为核心的内容构成其社会建设的主体。四大民权，即选举官吏之权、罢免官吏之权、创制法案之权、复决法案之权。二是以民生为目标，是其建设思想的时代特征。建设的首要在民生。首先是世界各国的潮流；其次，以民生为目标的建设模式，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选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未来新中国建设的目标是解决民生问题：生产、分配。三是对于“民生主义”内涵的阐释和发展，是孙中山一生中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内在动力。 显然，在孙中山思想理论体系中，革命与建设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包含“破坏”与“建设”两大阶段：即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表现为两种方式，即“破坏之革命”与“建设之革命”。这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在本质上不容分离。建设既是革命的目标，建设之完成又是革命成功的标志。在其总理遗嘱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实现“尚未完成”之革命(《总理遗嘱》，《山西建设公报》第1期，1929年1月，扉页)。“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也”，正完整地体现并揭示了革命与建设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性。 “革命”与“建设”是共生共存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命题。在各种思想和社会改造方案竞相争锋的态势中，乡村建设思想自成体系，也影响深远。1938年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前途将如何？中华民族会灭亡吗？”的问题；也提出了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改良主义的道路和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构成双方论争的焦点。由此而触及的时代性命题却具有超越眼前利益和短期时势的意义与价值。 近代以来，无论从社会思潮的趋向，还是从实践运行的历程，其实都经历了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尽管这一转变的历史轨迹和时序演化，因政党和权力主体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理论诠释。“革命”与“建设”是共生共存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之中的命题，而且就客观历史顽强而执着的指向性(目标性)而言，建设最终构成了时代的主导方向。其中，社会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方向或时代内容，已经被广泛认同。作为“中间道路”的代表性人物，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1937年)，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61页]。梁漱溟揭橥的旗帜，对于众多从事各种乡村实验、乡村教育、乡村运动的团体和个人而言，具有了一种方向性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思想，事实上是近代以来更是民国以来“建设”发展路向的一个历史性反拨。它预示并体现着两大历史性转折。一是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折。建设与革命应该是统一的历史进程，而且建设是革命的必然归宿。革命目标的最终达成期待于建设之完成。梁漱溟提出“中国必将‘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也是孙中山“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思想的深度阐释。二是从“都市建设”到“乡村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洋务运动兴起，近代中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制度层面上的现代性建设而言，从清末新政也已发端了。新中国建设当从方向上逆转，“苟欲建设近代国家亦必有其根本趋赴之道，曰：建设乡村”(清居：《给乡村运动者之第二讯》，《乡村建设》第2卷第3期，1932年8月21日，第42、37页)。 在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思想论辩，其实触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对此命题有过思考。他提出，乡村建设与中国革命并不矛盾，而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其手段近于社会改良，而其使命则在完成中国革命。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这是一个留待未来的却不容回避的时代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