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1)01-0087-15 五四学生运动半年之后(1920年1月29日)，为筹集资本设立印刷机关，孙中山曾致信海外国民党同志，该信后来广为流传。他在信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然而尚自慊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机关之缺乏是也。① 此段文字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肯定“五四运动以来”青年的种种革新事业，认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二是“推其原始”，指出此革新事业起子“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之功；三是强调革命党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必要，并列举已有的措施与不足。 胡适一生中曾频繁谈论五四，且每谈五四，他几乎必引上述信函，认为那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以后“很热烈的赞叹新文化运动的话”。1935年，胡适在文章最后“引孙中山先生评论‘五四运动’的话来做这篇纪念文字的结论”，认为他的评判“很公允”，“他的结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这是不可磨灭的名言”。到晚年时，胡适仍说：“他的看法到现在我认为是很公允的”，“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至少他承认归功于思想革新。”②角实，孙中山在信中既明确肯定“新文化运动”，又明言革命党积极加入新文化运动的事业，这也成为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证据。 不过，孙中山信中所说的“新文化运动”真的是胡适意中的“新文化运动”吗？事实上，孙中山对新思潮中的反传统、西化、白话文、世界主义等多有不满。③胡适其实也清楚孙中山“既欢迎科学，又分明推崇民治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但同时又“极力用夸大的口气，抬高中国的旧政治思想和旧道德”，似乎“欧洲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并且对白话文也有所保留，又像是反对新文化运动。④两者不无矛盾。曹聚仁后来就注意到“《新青年》派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并“不为孙中山所认识与赞成”，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文的；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相反的”。⑤ 因此，既往有关孙中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中，既有人认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起着“启发与引导，参与纠正”的作用，也有研究者指出孙中山的“文化观与新文化运动不同”，或者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步的平行发展而又相互吸引和相互激励的关系”。⑥不过，更多学者注意到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既有支持又有反对，周策纵称之为“矛盾态度”。吕芳上也认为孙中山“对五四学生运动，有热烈的赞助；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有敏锐的察觉与掌握，但对于新思潮，他并不照单全收，而是提出适切的评鉴”。换言之，孙中山赞同五四学生运动，也了解新文化运动，而对新思潮则是部分赞同部分反对。⑦ 然而，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其实已有意无意地预设双方处于同一“战场”，盖在同一“战场”中才最关注敌友，甚至是非友即敌的状态。但如果双方关系并非“针尖对麦芒”，而更像“关公战秦琼”式地处于不同“时空”——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向社会、文化、政治，侧重不同，彼此有各自的主要竞争者(且非对方)，那么赞成或反对的定性，可能反而会限制我们对孙中山的理解，甚至使其处于“时空错置”之中。并且，态度更多仍是表象，背后有着更为根本性的理念，而同是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若以根本性的理念视之，其间的轻重、先后又有不同。故在讨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时，仍需先梳理孙中山自己看重的是什么，以及时人看重孙中山的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他想要什么样的“新文化运动”，试图通过“新文化运动”做什么、怎么做。本文希望超越简单定性的态度问题，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语境中以及与胡适的关联对比中定位孙中山的思想，同时在孙中山的整体思想中看他对新文化运动态度背后的实际意涵，以丰富我们对孙中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一、别有怀抱：革命方略下的“新文化运动” 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时人看到“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⑧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文化努力使“旧心理”变为新心理以运用新制度，是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的后续需求。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⑨即使是与民初政坛有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在转向文化运动时，也强调“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哪怕之后他又忍不住关心政治，也仍主张“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⑩在兼顾文化与政治之时，仍有主次。并且，在新文化运动中，教育事业一般被认为属于核心部分，如张东荪认为文化运动是“广义的教育”，尤其要“启发下级社会的知识和道德”；(11)蒋梦麟同样把文化运动视为“提高社会程度的方法”，是“对于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平民，给他们一种教育”。(12)正如德里克所总结的那样：“新文化运动的要旨，是认为在国家政治组织的任何有意义的、持久的变革得以取得之前，民众的思想必须先改变。”(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