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时期，为减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加速战争的终结，美国在中国战场积极发动对日心理战①，并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其中，负责对日心理战的重要机构之一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以下简称“战争信息办”)②，在中美两国对日心理战的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战场，一部分日俘经过中方或日本反战人士的教育与培训，加入反战斗争的行列。这不仅使美国认识到日俘具有被改变与利用的空间，同时也为其在华开展对日心理战提供了新思路。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办的在华活动，西方学者多关注其宣传及情报工作的推行，阐明了该机构在华运作的基本样态，在肯定其组织实践的同时也揭示出战时中美合作的裂痕。③国内学者王睿恒就战争信息办在华宣传的起源、政策、机制与影响展开系统研究，揭示了美国对华宣传的效果。④贾钦涵关注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集中分析了双方开展军事合作的阻力及最终搁浅的原因。⑤就美国在华的对日心理战，吕彤邻的研究贡献颇多，不仅将在美搜集的原始档案编辑出版或部分翻译以便学界使用⑥，更有专文细致考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对日心理战中的角色与作用。⑦亦有其他著述从中共视角出发，探讨中共与美国在日俘教育方面的接触与协作。⑧然而，关于战争信息办在国统区实施对日心理战的具体做法，及其与中共根据地合作利用日俘开展心理战的活动，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笔者拟聚焦于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办主导的中美在华对日心理战合作。这一时期，在中国战场的对日心理战，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双边行动，日本的左翼人士、海外侨裔、在华战俘等日方反战力量也参与其中，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近年有学者呼吁“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把握抗日战争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这场战争，充分理解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世界意义”。⑨受此启发，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可为理解太平洋战争提供新的思考，亦可从历史中汲取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智慧与力量。 一、战争信息办在华对日心理战之缘起 美国的心理战战略起源于建国初期，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外交活动。他们利用报刊媒体、公开演讲、暗中劝说等渠道展开政治舆论宣传，反对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⑩就具体策略而言，美国实施的心理战不同于思想战和宣传战。后两者侧重于通过公开手段，宣传己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思想层面的内容，从而在扩大自身影响的同时建构舆论攻势。然而，心理战的中心目标是强调敌方在战争中的劣势与困境，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扰乱、削弱直至瓦解敌方的战斗意志和精神信仰。心理战的形式既包括公开宣传、颠覆策反、特殊行动(人为破坏、游击战、安插间谍)，也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向敌方军民施压，使其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进而放弃武力抵抗。(11)进入20世纪，这种特殊的作战方式日渐被应用在美国的对外战争中。1917年4月，美国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为实施心理战战略提供了建制化的机构保障，对同盟国发挥了心理攻势之效。(12)二战期间，美国为进一步发挥心理战削弱敌国精神意志的作用，1941年7月，罗斯福设立信息协调处(The Office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一方面负责信息情报的搜集与评估，另一方面执行美国对敌心理战战略。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受到日本前所未有的威胁。战局的剧烈变动促使美国决策层意识到在增强武力的同时，必须设立专门的对敌心理战机构，强化心理战的运用。1942年6月，罗斯福签署第9182号总统行政命令，设立战争信息办公室，任命曾供职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界名人埃尔莫·戴维斯(Elmer Davis)为战争信息办主任，全面领导战争信息办在信息搜集、新闻宣传及对敌心理战等方面的工作。(13)同时组建战略情报局，将信息协调处一分为二。从此，美国对敌心理战主要由战争信息办负责，而战略情报局只负责在敌占区进行秘密行动。(14)两机构的设备或人员可互通有无，在保持沟通的基础上合作开展对敌心理战，不过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秘而不宣的，以此保证战争信息办拥有独立的职能与权限。(15) 战争信息办主要有三大分支机构：一是美国内部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强化美国与西半球国家之间的联系；二是战争信息办美国分部，负责在其本土通过各种通迅渠道准备、协调和传播信息，并配合各政府机构的宣传计划；三是战争信息办海外分部，负责策划、开发和执行广播、新闻、出版等对外活动，向西半球以外的国家传播信息。海外分部有两处，分别是设在纽约的大西洋业务部和设在旧金山的太平洋业务部，后者主要是对远东进行短波广播。(16) 在敌我对峙的战争年代，战争信息办从事海外活动的主要目的并非信息传播，而是为尽快结束战争、降低人员伤亡的心理战服务。(17)战争信息办在负责军事咨询和作战指挥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下，获得了对日心理战的经费、人员与设备，拥有从事对敌心理战、信息传播、制作发行宣传品等权力。(18)但其在现实行动中依然遭遇不小的困境。日本军民投降人数非常有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使其对美军采取强硬的抵抗态度。日本军人在战争中出现了所谓“胜利病”的现象，即在“种族优越论”观念的影响下，骄傲地相信自己永远会战无不胜。他们坚定地认为愈是顽强抵抗，愈能让日本在与盟军作战或谈判中获得更多优势。同时，日本政府也一直强调“每个健全的日本人，无论其性别，都应该被号召加入战斗……面对敌人的武装力量，日本国民都应做好自杀式袭击的准备，为战争献出生命”。(19)日本这种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态度，极大增加了美军的作战压力，也使美军认识到通过对日心理战开展劝降工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943年9月，战争信息办为促使日军放弃抵抗，拟定了《对日宣传大纲》作为开展对日心理战的指导性文件。1944年初，这一文件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核修订后获得批准。该大纲强调美国在中缅印、东南亚、太平洋等美日交战地区开展心理战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着重削弱日本军队的精神力量，降低他们对军部的信心并选择投降；第二，让日本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进而愿意为和平的到来努力；第三，利用日本出现的经济和行政问题，减弱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第四，动摇日本民众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心。(20)为此，战争信息办从四个方面部署其对日心理战策略：第一，利用日军的乡愁、自怜、忧郁等情绪，降低其战斗意愿；激发日军内部矛盾，在其不同派系、不同军队和不同军种之间制造摩擦；强调美军善待日俘的承诺，并加大宣传美军的战争潜力和技术优势，以增加日军的心理压力；在沦陷区，鼓励民众和伪军对日抵抗，以牵制日本的军事行动。第二，在宣传中强调日本提出的“圣战”理想于民无益，且带来持续不断的伤亡；指出日本官方不仅在处理内政上效率低下，对外夸夸其谈、欺骗民众，掩盖其江河日下的事实。第三，利用日本经济存在的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等问题，激发日本军民对政府的不满；说明日本军部及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使其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与德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也使其难以获得来自德国的全然信任，日德同盟不久将走向瓦解，日本外交将全面陷入困境。第四，配合美军，通过宣传品，发挥心理战的威慑作用，使日本军民对美军的空袭、进攻、炮击等军事行动愈加恐惧。(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