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全面侵华前夕的对华态度问题，已有成果为研究的深入搭建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考察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结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乃至日方决策层心态层面的探讨，可以发现，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节奏的不断升级无疑是促发战争开启的重要先导。如将视野置于1937年1月至6月的半年间，围绕日本出现的对华“新认识”以及短暂出现即迅速湮灭的所谓对华“新政策”予以系统考察，揭示日本全面侵华前夕态度变化的实质，将有助于弥补既往研究的短板，①为厘清日本的开战决策与全面侵华战争的起因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在综合运用中日双方史料的基础上，侧重挖掘日本官方档案，并对当时的报刊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②以期弥补日本官方档案对相关问题的遮蔽，从而为本论题的探讨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持。 一、日本强硬手段失效后“重新认识中国” 日本于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后，全面加强对华侵略。同年6月，日本通过《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将国民党势力挤出冀、察两省，同时开始制造“华北自治运动”，力图以“华北特殊化”的形式，将华北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10月，日本提出以要求中国同意停止抗日、承认“满洲国”和“共同防共”为主旨的“广田三原则”。紧接着，11月，日本策划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以此为依托大肆开展走私与贩毒活动，严重扰乱中国的财政经济。1936年，日本因“二二六政变”而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政府愈加受军部左右，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侵华步伐。5月，它将在华北的“驻屯军”兵力从1771名增加到5774名，其关东军还操纵成立伪“蒙古军政府”。8月后，广田弘毅内阁先后推出《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和《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确定了向北驱除苏联威胁，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南北并进的扩张路线，明确今后对华政策的重点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附日本。”③日本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包含对外政策、对华政策与对华北问题政策三个层面，构成其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基础。在以上政策的指导下，以军部为主导，日本施展各种手段，企图逼迫国民政府与其签订防共协定、缔结对苏军事同盟，推动中国聘用日本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对华北实行“分治”等。④ 中国方面，1935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态度。同月，国民政府冲破日本阻碍，实行币制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下，1936年后中国的抗日潮流日趋高涨。1月，国民政府公开否认日本散布中国已经接受广田三原则的说法。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并确定了外交政策的底线，即“对外决不容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定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⑤9月23日，在围绕“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中，国民政府向日本明确提出关于调整中日邦交的五项要求：(1)取消《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停止非法飞行；(4)停止走私；(5)消灭察绥伪军。⑥在随后的谈判中，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上述要求，直至11月发动绥远抗战并赢得胜利。 在中日苏三国关系方面，苏联为应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的威胁，着力强化在远东的军备，至1934年6月，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已相当于日本陆军的总兵力，其后双方的实力差距持续扩大。视苏联为陆上最大敌国的日本为防止中苏联合对日，在1936年的对华交涉中反复逼迫国民政府同意与日本“共同防共”。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这一实质为“结盟反苏”的要求。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后，日苏矛盾更加凸显。苏联为促进国民政府抗日，进一步推动中苏合作及国共合作。日本也为防止中苏夹攻而寻求调整对华策略。恰在这个关头，12月12日，张学良等发动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面对中国抗日潮流的进一步高涨，日本在震惊的同时，觉察到自身对华认识的不足。因为事变之初日本从政府、军部到财界、媒体等，均预测中国将重陷军阀混战，蒋介石也将身败名裂。⑦但是，12月25日后，中国事态的发展使日本人深感意外：中国不但没有因为西安事变深陷分裂，反而变得更加团结，蒋介石则不仅脱离险境，还人气大涨，成为最大的“事变受益者”。⑧在此情况下，日本提出“重新认识中国”的口号，包含重新检讨日本自身的对华政策与重新评估中国现状两个方面。 对于前者，首先在媒体发声的是时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麿。他在1937年元旦发表了一篇关于中日关系的论文，其要点为：对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中心，从理念来说，日中两国不仅有2000余年的善邻关系，而且是东亚稳定的基础。但就目前的事实看，在“满洲国”成立和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凭借发展与欧美关系，推进国家建设，国势步步发展。其结果，中国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呈现出不开战不罢休的气势。接着，近卫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问题是日本对华认识缺乏原则上的一贯性，处置中国事务的方法也不妥当。因此，近卫主张，调整日中邦交是当务之急，其目标是消除中国对日本的猜疑与误解，促使中国认识到日本对中国领土没有侵略野心，且希望和中国亲善友好。⑨ 1月6日，刊载近卫论文的《朝日新闻》发表关于中日关系的社论。文章起笔便对执政当局提出批评：1936年的日中邦交调整不仅失败，而且还在中国人心中深植了对日本的仇恨，致使中国充满了立即对日抗战的呼声。对此局面，中日双方都有责任，但就日本来说，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华认识，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方式太生硬，以为只要加以恐吓，中国人就会屈服。结果不仅事与愿违，还促使中国人产生了日本并不可怕的印象。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