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何评价三线建设，学界众说纷纭，批判者有之，赞成者亦不少。吕思勉说：“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0页)宁可在谈论历史效应问题时也曾说：“任何一个历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它是由许多过去的当时的历史因素历史条件综合起来的结果，而一个历史活动的作用，效应影响，又是许多个人、群体、层面等等历史因素、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历史，而要从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运动的角度来把握历史。”(《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41页)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讨论三线建设。目前，学界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角度论述三线建设的研究很多，但从历史地理维度解读三线建设的成果还较为少见。“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谭其骧、顾颉刚：《发刊词》，《禹贡》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2月)三线建设是结合我国的地理格局而诞生的特殊时期的国家重大决策。要想深入研究这段历史，从历史地理维度进行考察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从历史地理维度探析三线建设，张勇、王毅等人写过多篇论文进行了实证研究，给我们很多启发。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尝试。在此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指正。 一、从全球历史地缘结构来看三线建设的合理性 新中国的建立，历尽艰辛。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国际上面临美、英等国家的孤立，只有苏联等少数国家予以承认，国家安全成为国家领导人时刻考虑的重要问题。夏立平在《中国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中指出：“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系指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包括国家政权和制度的安全、主权受到尊重、领土完整得到维护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l页)在冷战结束以前，国家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冷战时期，中国是居于世界两大阵营交汇点的唯一大国，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轮番追求或威胁，处境十分危险。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到1962年的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以及1960年代加剧的中苏冲突，这些大小战争或争论无疑会影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国家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决定三线建设的前提性大观念。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的战备情况非常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并采取一些可行措施。这份报告反映的其实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格局。由于这种工业格局是自然形成的，当然不符合当代的战备需要。这种情况一旦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战备状态结合起来，就显得非常不利。报告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5月11日，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前夕，毛泽东听取了“三五”计划的汇报，表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之后，中央书记处开会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认为要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它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改变计划方法。过去制订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这种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二是进行备战。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三线建设在这一年隆重开始，显然与毛泽东对战争武器的认识有关)。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毛泽东的话引起中央与会领导的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和薄一波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向毛泽东、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考虑在上海、沈阳建设地下铁道。这些计划都是针对战备的安排。薄一波指出，“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有独到之处，他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以上参见薄一波：《“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的展开》，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97-1201页)。这种思想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体现，也是当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层的集体认识。 美国波士顿学院罗斯教授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中国是在超级大国围困的环境下寻求边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毛泽东的革命言论中体现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理性的安全政策成分，表达了中国由来已久的安全忧患。面对超级大国的威胁，中国没有多少选择，只能使用武力来保卫其领土的安全。”(《美中两个大国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战略利益——访波士顿学院罗伯特·S.罗斯教授》，见陈舟编著：《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访谈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94页)罗斯在与安德鲁·内森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中假设：“假如当年发生了最坏的情况——苏联或美国入侵——人民解放军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入侵者更有可能不会落入中国设下的陷阱，而是沿着边境发动有限的侵入，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实施空中打击，使人民解放军没有多少办法进行报复。两个超级大国之所以没有入侵中国，更多的是由于苏美都担心在同中国交战的同时又彼此开战，后来则是由于中国的核威慑，而不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威力或高超战略。”(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20世纪70年代，中国北面受到苏联的强大压力，南边又受到越南的挑衅，中国当时确实有防范美、苏打击的必要性。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这种对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认识，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才会出现，之前一直是强调有战争的危险。当年6月4日，邓小平直接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7页)这种认识也决定了三线企业从这个时期开始转型，从军工类产品转向民用品生产，甚至迁厂、解散。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强调备战的三线建设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与日本、美国相继建交，国际形势大为好转，三线建设的迫切性降低。一些三线企业并不是不计成本地去建设，而是有选择性地取消，或遇到困难后缓建、停止。青海的“三线”建设从1965年开始，到1973年就结束了，历时不到10年。这也是可以从历史地理维度进行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