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研究与学科融通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是1949年后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经历了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历程，如今已成为有许多中国本土学者参与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相较于海外的研究而言，国内的当代中国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之后才真正兴起，此前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在中国基本都已夭折。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的复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日新月异的变化，激发了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并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成效。以历史学为例，与西方史学家近些年才重视中国当代史研究不同，国内的历史学者自1978年之后就对这一领域倾注了较多的精力，分别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以及中共党史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近十年来更有许多年轻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甚至有史学家呼吁建构中国当代史的学科体系。不过，尽管有部分学者意识到当代史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不少历史学者在其深层次观念中，依旧恪守史学的学科边界，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合作仍然阙如，更遑论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而一些影响颇大、成就斐然的交叉学科(如历史地理学、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研究者大都将目光聚焦于近代之前的历史与社会，尚未将交叉研究的视野延展至当代中国研究这片“沃土”。 历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当下问题，对此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鲜有问津，研究“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冯筱才：《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虽然社会学界近年来大力倡导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强调社会学研究应具有历史的维度，历史社会学在中国方兴未艾，但是，与前述交叉学科相类似，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者除了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以及社会主义集体化等为数不多的当代中国议题之外，更多的探讨反而投向了古代社会的礼制、官治、世变和民国时期的思想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这同样是一种缺憾。 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研究中更易突破学科藩篱，实现跨学科、交叉学科乃至多学科的融通研究。其可能性首先在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重叠和研究方法可相互借鉴。不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都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各种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言，“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当下性的特点使得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各学科研究的对象大多重叠，只是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因而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研究者都在述说“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探寻当代中国之规律。虽然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手段，但研究时限的接近和研究对象的重叠，更有利于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相互借鉴。譬如，田野调查方法不仅在社会学、人类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历史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也常常走出书斋，到田野中收集资料、观察社会、反思当下。可见，当代中国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并非想象中那么严格，研究者也没必要画地为牢，自筑藩篱。 从各学科追求的要旨来看，当代中国研究更有助于其达成研究目标。从历史学来看，其旨趣在于求真，即探寻历史真相、复原历史面貌。在此要旨的追求上，当代史和古代史、近代史相比更具先天优势。一是在资料方面，当代史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不可估量。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越丰厚，越有利于历史面貌的复原。二是当代史研究更易回到“历史现场”。陈寅恪先生认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当代中国问题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研究者与当代人物处“同一境界”，更易达成“了解之同情”，更“有可能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通过人物心路历程之真逐渐接近历史真相”(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三是在当代问题研究中，更易运用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当代史的人物对象还有不少健在人世，口述访谈可以发挥其最大功效，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对在世者生活及状态的观察，可以加深研究者对历史情境与文化的感悟；到历史事件发生且保留下来的场所进行实地考察，能从空间现场的角度增强对历史的理解。当代史研究所拥有的这些先天优势，有助于研究者探寻历史真相，也有利于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再来看作为社会科学代表的社会学，其要旨在于分析和解释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近十多年来，社会学界大力呼吁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重拾历史的维度，以增强理论解释力。但社会学者自身也认识到，他们来做历史问题的研究，“会面临一个专业能力的难题，即社会学家无能力与历史学家对话”(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社会学者之所以存在“专业能力的难题”，既由于对历史知识的长期疏远和史料深度解读能力的相对缺乏，也在于其不易置身“历史情境”，从中获得“历史场景感”。不过，如果说面对近代之前的历史话题，社会学者的专业困窘容易被显现出来，那么在当代研究领域其困窘感则会大大降低。社会学者还可以借助理论与方法的优势大展拳脚，增强与历史学者之间的对话能力。 任何学术研究都要面对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是一个由各种事物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浑然的整体。凭借单一的学科往往无法解决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问题，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更是如此。如何突破学科藩篱，生产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如何有效介入时代重大命题，回应时代关切，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议题。由此，围绕某些重大问题，采取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展开综合研究，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