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代表关于国共合作的态度与行为影响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伍小涛(1967- ),男,湖南祁东人,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贵州贵阳550028)。

原文出处: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人。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共合作持反对和弃权意见的19名代表,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中共创建时期服膺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二是中共创建时期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三是中共创建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代表。其反对和弃权观点不一。赞成的21名代表意见也不一致。无论是反对、弃权还是赞成,都是出于认识上的问题。其中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三大与会代表的正反态度交锋,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走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革命问题和因革命问题而采取的革命行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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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1-0077-11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人。他们分别是:张太雷、李大钊、陈洪涛、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何孟雄、王用章、徐梅坤、谭平山、冯菊坡、刘尔嵩、于树德、杨章甫、罗绮园、谭植棠、陈天、王荷波、邓培、项英、阮啸仙、向警予、孙云鹏、金佛庄、陈潭秋、王振翼、张连光、朱少连、袁达时、高君宇、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张国焘、刘仁静、王仲一、林育南、张德惠、王俊。大会对于陈独秀所作的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报告,持赞成票的有21人,持反对票的有16人,持弃权票的有3人。

      而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在写给第三国际维经斯基(吴廷康)的信中说:“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大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以开会议决绝不赞成,在事实上已无加人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P259这就导引出一系列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转变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哪些代表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哪些代表改变自己的立场?为什么?这一转变对中国革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态度与行为理论,从与会代表会中的发言及会前会后的行为来分析与会代表的态度及这一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从而对中共三大的功能和作用进行重构,进一步拓展中共三大研究的范围和力度。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原理,一个人的态度可以界定为个体对人或事物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性反应,它通常根植于个体的信念,表现于个体的感受或者行为倾向中。[2]P119无可否认,中共三大代表基本上信仰共产主义。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如何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其态度各异,从而影响了其在革命中的行为。

      从共产国际参会人员斯内夫利特的会议纪录来看,赞成国共合作的人有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陈独秀、邓培6人,反对的有林育南、蔡和森、张国焘3人。[3]P52-56

      据徐梅坤回忆,张太雷在会上发言很激烈,主张国共合作;向警予不赞同蔡和森反对加入国民党的观点,他们夫妻在会上会下吵得很厉害;在举手表决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时,蔡和森、王振一没有举手;他自己对张国焘发言反对国共合作气得站起来拍桌子。[3]P127这样赞成国共合作的又有张太雷、向警予、徐梅坤3人,反对的加王振一1人。

      据于树德回忆,叫他去参加三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老同盟会员,接触孙中山国民党方便一些,联系国共合作等具体问题,孙中山容易接受。[3]P121这就说明,于树德是赞成国共合作的。

      据张国焘回忆,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成陈独秀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意见。这位陈为人,就是陈洪涛。三大后,他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为核心的国民党”做了一些发展国民党党员、筹建地方党部的实事。[4]这说明,陈洪涛作为三大的代表也是赞成国共合作的。

      据相关资料载,恽代英也是支持国共合作的,但有所保留。他说:“中国今日除孙中山及民党中少数坚贞君子外,其余多系借名招摇,何曾真肯为民主主义作战?即如四川民党中且有派别,互相水火。所草省宪,全为御用性质,以视湘宪且有天渊之别。若此亦认为民主派,而加入之又不能设法改造,徒为彼等所笑而已。何益于主义之进行耶?”[5]P399

      据陈乃宣研究,陈潭秋在三大会议上发言,积极支持同孙中山建立合作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发言中他用自己参加“二七”大罢工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教训,说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6]P26这样,陈潭秋也是赞成国共合作的。

      又据刘威立研究,在会上与马林、陈独秀、瞿秋白等展开争论的是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他们在面对加入国民党的要求时也保留着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观念,他们当时是用国民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加入国民党并非与资产阶级同流的想法来解决矛盾的,所以,他们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7]P141这样,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再加上刘仁静1人。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赞成国共合作的人有13人,即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陈独秀、邓培、张太雷、向警予、徐梅坤、于树德、陈洪涛、恽代英、陈潭秋。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有5人,即林育南、蔡和森、张国焘、王振一、刘仁静。这样,在21人赞成票中还有8人,在19人反对票和弃权票中还有14人不能明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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