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93；D4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0)-06-0044-23 关于1923年至1927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非特别说明，均简称“团”①)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见，有若干篇学位论文专门以其为研究对象，还有若干论文发表②。另外，王汎森、王奇生、姜涛、程凯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对笔者启发甚大，但总体而言推进余地也不少。 在史料方面，《中国青年》七册汇刊本于1966年影印出版③。这是研究者的便利条件，但也会造成一定阻滞，因为汇刊影印本的存在，常常让研究者觉得读《中国青年》本身已经足够，缺少另辟史料来源的内在动力，一些与《中国青年》关系密切的史料如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的“群团文件”就鲜见使用④。 在研究思路方面，既有成果常用相似方式处理《中国青年》《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等刊物，即依顺序论述刊物缘起、出版发行、作者群体、文章意涵、刊物影响等。这种研究方式对把握刊物整体面貌有一定帮助，但也带来两个隐患。一个隐患是“文字化”处理史料。因史料不足，刊物文字成为重要研究对象本无可厚非，但研究者在处理刊物文字时，一定要考虑到它永远在“进行时”里，经常是未定型的、处于变化中的。办刊特别是主办《中国青年》这样的刊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研究者既需要关注刊物文字，也要揭示出文字的前后左右，尤其是文字后面的人及其行动。⑤另一个隐患是把《中国青年》与其他刊物简单类同，多少忽略了它是一个中共党、团组织逐步趋向严密化进程中的政治刊物，而不是一个同人论政刊物或商业性刊物。《中国青年》与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紧密联系尽管是不争的事实，但二者的“紧密联系”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更加细密和更多维度的论证，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正因为《中国青年》是团中央机关刊物，所以围绕它的选稿、发行、宣传、使用、阅读、影响等都有史料留存。其中，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的“群团文件”使得《中国青年》有自己的“纳沙泰尔图书馆”⑥。正如有学者提醒指出，这批史料不宜按照地域来孤立地使用，即把这些文件仅仅用来研究地方革命史⑦。笔者认为，这些相关史料应该在整体的历史视野内，利用它们来审视中央机关刊物如何进行政治动员、如何向全国推广、读者怎样去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第二，《中国青年》《向导》等党、团书报正是中共“善于宣传”的主要载体与主要表现。这一特点既体现在中共初兴的20年代，也体现在中共日后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目前一些研究成果评判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颇类似于另一些研究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判断，常因结果的一时“不如人意”而看轻既有的巨大努力，常因短期“失败”而忽视长程“成功”。这样的“看轻”和“忽视”令一些有关30年代都市革命的研究常常误把“非新”当作“新”，把“不太成功”当作“非常成功”，从而切断了中共革命过程中一些本该以长程眼光来考察的重要问题。 从1920年8月起，团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逐步成立。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在近一年时间里，全国有18个城市建立地方团组织。由于其时团中央没有正式成立，自然谈不上团中央机关报的出版。不过，事实上的团中央机关报已经出现。1922年1月，北京地方团创办《先驱》，出版三期后被北京政府禁止。4月，中共中央局决定由上海地方团代理临时团中央局职权，施存统任代理书记，《先驱》移至上海，由临时团中央局出版⑧。当期《先驱》第5号发表《今后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的运动》一文，认为此前的青年运动存在忽略政治、误听零碎解决、迷信绝对自由等三大问题，为解决问题，今后青年运动的第一步是“组织”，“由种种的小组织起来进而为地方的，全国的大组织”，在组织过程中“把共产主义尽力地去宣传，以求主义的普遍”⑨。这一愿景已较为清楚地阐明了《先驱》作为事实上的团中央机关报的定位和功用。 1922年5月，团一大在广州举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章程明确由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机关报⑩。机关报的职责是当国内外发生重大问题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须详细分析，议决应对办法和宣传方针，通知团全国各机关一律执行，进而组织演说、集会、印刷出版物，在必要时组织大示威(11)。及至6月，《先驱》宣传的内容和目标更加细化：“对于半封建的武人势力，绝对的取攻击态度，对于小资产阶级(主要要素为商人，厂主等)取激刺他们继续民主革命，不要在现状下梦想和平，梦想妥协，梦想废督，裁兵(的)可能，梦想建设好政府(的)可能。”(12) 团中央机关报的组织方法和宣传目标虽然得到明确，但其落实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年多后即1923年6月，施存统撰写长文谈“本团的问题”，批评《先驱》几乎成了“不三不四莫名其妙的出版品”。这一严重的批评具体指向三个方面。首先是《先驱》的内容办得“太无精神”，不讨论实际问题，不注重青年工人，没有实际的统计和记载(13)。其次是发行不畅。这一方面源于外部压力，因为刊物的政治色彩，它在好多地方无法发行，经常被扣留禁发。另一方面源于内部运作。1922年7月，团中央发通告，要求必须使《先驱》“深深印入大多数青年脑中”，各地方团需委派人员推销《先驱》。识字团员除每人必须订阅一份外，至少代销两份，同时要在各地方团的机关报及“与我们表同情之出版物”上多登广告，广为介绍(14)。可是，以上目标大多没有落实，具体表现在《先驱》的报费收支上。《先驱》出版19期，收到报费30余元，赔了800余元。主要原因是不少团员认为阅读本团刊物是不应该出钱的，地方团也多不肯认真督促，觉得区区几枚铜元不好意思去收(15)。最后是供稿不勤。团中央要求各地方团通信员每月通信一次以作为《先驱》稿源，地方普通团员也要积极为《先驱》写稿(16)。但事实上，自《先驱》创办后，除衡州、太原、上海发过一次通信外，其他地方并无任何响应。团中央催促各地投稿的正式通告发了两次，但不应者如故。(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