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于1937年的7月和8月，是毛泽东同志对我党成立16年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对长期危害党的事业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条道路所作的哲学论证。可以这样说，没有“两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就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党才集合了队伍，并且领导群众，开始了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但是，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为我们提供的是指导原则，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只有在一般原理、原则的指导下，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形成适合各国具体情况的具体理论，它才能变成现实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列宁说过的一段话：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它在每一个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结合得不好，运用得不好。20年代末30年代初，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所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恶劣。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拒绝研究中国的实际，一味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经验。这样，就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和失败。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上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哲学批注集》中有一段话：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所以要真正纠正一切大的政治错误，也就必须从哲学高度找出它的根源，从哲学高度总结出必要的经验。大家知道，毛泽东1935年写的那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总结政治路线方面的经验，批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的，同时批判“左”的政治错误的哲学根源，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圣经》上载了的都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结合着进行哲学批判。一年之后，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在这种军事批判的同时，毛泽东也进行了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就是一个哲学题目：“如何研究战争”。毛泽东强调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论，指出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2〕强调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在1937年的7月和8月，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是对中国革命16年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系统化的哲学总结。《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是讲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我们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是讲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认为这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在矛盾普遍性的指导下，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进而找到解决矛盾的特殊的方法，强调了列宁的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根据，或者说是为这种结合作了哲学论证，对王明教条主义否认这种结合所作的哲学批判。因此，也可以说这两篇著作给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两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强调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38年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动员、组织大家学哲学。1941年，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我们党内成立了高级研究组、中央研究组。毛泽东讲，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要学理论，学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在他的倡导下，当时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一书，随后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我们全党真正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为召开“七大”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在“七大”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会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当然，历史在不断发展，这种结合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到了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任务。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把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又一次革命。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实现新的结合，创造出新的理论。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新结合、创造新理论的任务，领导我们继续探索，取得了不少的胜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写出了一些很好的著作，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但是总的说来，没有完成创造新理论的任务，没有真正找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一直到“文革”之前，尽管有一些正确的思想，但我们还不能说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找到这条道路，形成新的理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新的形势下，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总结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总结国际的经验，才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科学体系。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这个理论的历史地位时说，在我们党领导的两次革命过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飞跃，形成了两个理论，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所以，如果说在第一次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话；那末，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结合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结合的结晶。这两次结合的哲学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思想。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新阶段”这个提法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7年5月29日讲话中第一次讲的。十四大报告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规定讲了三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次又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加得非常有分量，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讲得更加明确，对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新阶段”阐述得更深刻。为什么是一个“新阶段”？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是用“四新”来回答的：第一个叫做“新境界”，第二个叫做“新水平”，第三个叫做“新论断”，第四个叫做“新体系”。这“四新”是我们讲“新阶段”的主要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