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发展、开放的实际，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相关学科的“硬核”部分。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虽然经过新中国成立7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毕竟为时尚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进行理论抽象和体系化总结也有一个逐步沉淀、完善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回答。国内经济学界对于相关问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讨论，例如，邱海平认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处在探索和构建的过程中，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①钱颖一认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②洪永淼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及其教材体系，需要厘清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关系”；③等等。 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发挥其在中国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硬核”作用及理论基础地位，需要处理好若干重要的关系，例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文本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关系、问题导向与理论抽象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叙事的关系，等等。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价值理性，也称实质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工具理性则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价值理性是第一位的，工具理性则处于从属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人类社会必然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中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等等。⑤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都蕴含着鲜明的价值理性，充分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也有鲜明的价值理性，主要表现为不约而同地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却往往隐藏在所谓的工具理性背后。例如，亚当·斯密作为“看不见的手”理论的鼻祖，却主张制订航海法限制外国货物进口，扩大本国货物出口，以让英国富国强兵。李嘉图主张废除“谷物法”，从而降低谷物价格，减少地租以增加资本积累，旨在维护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后，边际学派力图对概念和工具同时进行创新，采用微积分或数学方程式的中性分析范式，得出资本、劳动、地租都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收益，看似高度彰显了工具理性，但也迎合了资本家的利益诉求，辩护色彩明显。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工具理性的表象掩盖鲜明的价值取向的本质更为明显。其典型特征是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抽象分析，热衷于呈现研究成果形式上的美感，也使工具理性似乎被张扬到了极致，其理论、思想、观点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国家利益及其意识形态考量极易被人们忽略。受这种研究范式的影响，在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这种所谓的工具理性也得到了充分运用，在运用数学模型时，甚至将一些本来无法量化的经济关系进行量化处理，从而难以揭示中国经济与发展的规律，也混淆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把价值理性置于首位，但不排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数学模型、统计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并非西方经济学的专利，而是现代经济学研究都可以运用的手段和工具。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常用工具去解释和说明问题。进行经济分析时，如果其模型源于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进行的科学抽象，并可以被实证检验，完全可以大胆地去运用各类方法或工具达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经过科学抽象的数学模型必须符合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学者用于分析西方国家问题的、徒有形式美而与中国存在明显“违和感”的各种模型。归结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在价值理性优先的基础上适当体现工具理性，不能因为现代经济学方法的运用而泯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长于经济制度和“本质”分析的学科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