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12-0158-16 近年来，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出现颇多高质量的著述，为我们更行深入和全面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很大帮助。从视角或方法论角度看，很多有创获的研究成果是基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视野，这也告诉我们从此角度重新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关注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过程及受众的反应情况则是传播学和阅读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本文即拟从此角度来考察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与其受众之间的互动情况，尤其是受众的具体反应样态。 庆幸的是，赖以进行此研究的材料支持非常之多。胡适有意无意保留下的丰富个人资料，特别是其日记和往来书信等非常细节性的记录，以及他同时代人留下的旁证，再加上当时各报刊诸多的胡适报道，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为我们这个考察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保障与关联视角，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具批判性地检视这些资料中呈现出的胡适为人及其与周边互动的情况，尽可能避免割裂语境就胡适论胡适。 职是之故，本研究希望讨论胡适成为新文化偶像背后的部分内外因素和社会条件，知世论人，借以丰富我们对胡适为人及其形象塑造过程的认知，进而加深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之“互动”和“运动”层面的理解。 一、“五四”的刺激 从受众的角度看，《新青年》及《新潮》和《每周评论》诸杂志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得到许多知识精英的认可，其销路“均渐畅旺”，①但能够读过《新青年》或读过更为晚出的《新潮》和《每周评论》这些杂志的普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依然不多，即便是读到它们的人中，多像舒新城那样是无意识的： 自民国五年起我便继续不断地阅读《新青年》——最初并不是知道这刊物的价值而订阅，是因为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所发行而订阅——对于陈氏(即陈独秀，引者注)的议论，当然是表同情的，不过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有深切的表示。② 直到五四运动发生后，《新青年》等新书报才逐渐成为各地趋新人士的首选读物。正如钟敬文回忆“五四”对其“旧式士人的候补者”生活的影响时之言： “五四”的轰雷惊醒了我的梦。在这之前，我虽然见过《新青年》这种刊物，但并没有放在心上。“五四”运动开始以后，情况突然改变了，它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心爱读物，我千方百计要弄到它。一卷到手，每每由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一点不让遗漏。后来胃口更大了，订购《小说月报》，爱看《时事新报》的《学灯》。对于新诗，尤感兴味。③ 类似钟敬文，舒新城也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予他“以重大的影响”：“自‘五四运动’以后，求知欲更为发展，各种刊物风起云涌，使我应接不暇，竟因读书过度而生胃病。我的教育学术研究及著作生活，也在此时植立较深的基础。”④为此他订阅了一年达九十多元的新思潮刊物——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那时的我，正当已醒未清之时，对于旧者几乎样样怀疑，对于新者几乎件件都好，所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白纸印黑字，只要可以买得到，无不详加阅读……而上海《时事新报》的附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的附刊《晨报副刊》，以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却成为我研习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的主要教本。——杜威的讲演尤看得仔细。同时写文章也由文言而改为语体。⑤ 时人宫廷璋也曾谈起五四运动之于湖南人接受新思潮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之酝酿，民国八年以前，鼓吹新文化之《新青年》杂志，在湖南虽得杨怀中等赞许，而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⑥ 可以说，正因为“五四”运动的刺激，《新青年》销量较之初创刊时的一千份猛增，但据杜威的描述，仍不过五千份，距此后汪原放所说巅峰时期的一万五六千份尚差距不小。⑦同样《新潮》杂志的印量在1919年初时也才为一千册，尚无法确定可以销完。⑧当然销售数量并非评价书刊影响大小的唯一或最好标准，但从中至少可以管窥“五四运动”对于各种新思潮刊物销量的提升作用，⑨乃至由此产生的对于年轻人的启蒙效果。正如“五四”当事人罗家伦的判断，“五四这个大刺激”，让时人“不能不受影响”： 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人写写，五四以后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都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⑩ 新文化运动时也正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也回忆说： 这次爱国运动激起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扩大其影响于全国，促使全国青年知识分子个人的觉醒与思想的启发。(11) 在另外一当事人常乃德看来，“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的影响只是局限于一少部分精英人士，社会上大部分人对此并无感觉，但“五四”运动之后就形势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