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1-0111-23 全面抗战爆发，举国上下耳闻目睹最多的口号，就是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只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是全体抗日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共同意愿。在抗战的进程中，这样的口号内涵的笼统性时时引起各方的疑问，因而不断被拿出来讨论。在有识之士看来，抗战到底的“底”，包含时间与空间，其时间性与持久战要多久大体吻合，至于空间，则各方的认定并不一致，有时分歧还相当明显。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各自心目中抗战到底的“底”的不同，反映了各方必胜的信心与和战的倾向，影响着抗战的进程。前人对此已经有所注意，蒋永敬、杨天石相继撰文，以蒋介石的抗战到底之“底”为中心，探讨相关问题，认为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蒋介石的抗战到底经历了以和为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到以战为主(完全胜利)的转变。① 蒋介石虽然是全面抗战的最高统帅，在抗战舆论和行事的实际运作层面，却不见得掌握了主动和主导，在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势力的夹攻之下，摇摆不定，显得颇为被动。蒋介石和国民党之外，以中共为代表的各党派团体以及社会各界的抗战呼吁及其各种形式的行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决策行事，起到影响和制约作用。尤其是中共的对日态度及其对策，始终明确而坚定，具有标杆意义。放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整体脉络之中，可见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战到底的“底”，包括最后胜利的意涵究竟何所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一、打到鸭绿江边，把日寇赶出中国 蒋永敬的《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的问题再研究》一文，专列一节谈“抗战到底”的由来，指1937年7月13日蒋介石再度复电宋哲元，是其提出“抗战到底”之始。而7月17日蒋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即为“最后关头”的到来，可见“抗战到底”实源于“最后关头”的提出。1935年南京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所作对外关系报告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②据此，最后关头应为由退让妥协到决心抗战的关键，却未必决定了抗战到底的底究竟何在。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抗战却并非先知先觉，全面抗战爆发前，他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广受诟病。在国人看来，面对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早就绝望于和平，到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步步进逼，抗战到底的口号，即已正式见诸媒体。1933年《国家与社会》第11期发表署名“明”的时事短评，标题就是《抗战到底》，评论称：“抗战到底，是我们目前的奋斗口号。对国联，我们没有依赖侥幸的心理；对内，我们要有团结御侮的精神。热边战争是民族的生死战，我们不但要使热河不失寸土，而且要由此收复那沦陷的东省。”③这一短评不仅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奋斗口号，而且指出了不依赖外力、内部团结御侮的重要原则，并以收复东北作为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后来媒体报道平津学生团和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也使用了“抗战到底”的标题。④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以后，中共一度认为，只要国民党不正式对日宣战，所谓抗日就是假抗战之名，欺骗民众，因而采用反日的口号，希望掌握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实行中共领导的反日运动。⑤为此，1932年4月15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军民在苏维埃的红旗下直接对日作战。⑥直到1933年华北危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才发表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⑦主张建立和扩大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鉴于东北和华北有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不再将反日(对日)和抗日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而是同时并用。⑧1935年，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以抗日取代反日。为此要求组成国防政府，行政方针第一点就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⑨1937年4月，张闻天在《解放周刊》创刊号发表文章《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声明：“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一九三五年华北事件之后，早已把日本帝国主义当做了中国民族的最大敌人，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当做了我们最中心的任务。”⑩上述变化转折，为中共自行提出抗战到底的口号奠定了政治基础。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共迅速做出反应，《解放周刊》第11期发表署名矢针写于7月13日的文章《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针对国民党历来的对日政策，认为日本各方面的言行，“充分地证明着‘和平’老实到了绝望时期。除了坚决下牺牲的决心，誓死与敌人周旋到底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不能重蹈九一八的覆辙，以为华北丢失后日本可以保证华中、华南的偏安，幻想以妥协来缓和日寇的凶焰，结果势必导致九一八的类似事件接连再现。“不管日寇发动的侵略行动行将立即爆发成为大规模灭亡中国吞噬华北的战争，或是利用猛烈的军事行动，以作为外交上压迫中国使实际上放弃华北的手段，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但一件事实已经证明得千真万确，即是华北已经危急，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大陆政策’已证明其没有止境。这样，倘若我们不抵抗，华北就沦亡，倘若抵抗，华北将可以永保，再没有第三条道路。而再一次证明只有抗战到底，一切集中在抗日问题，这才是中国应定的唯一国策!”(11) 然而，不仅投降派和汉奸说华北危急是夸大之词，包括国民党中某些负责人员、国民党官办或半官办的报纸刊物以至《大公报》与《国闻周报》之流，都不敢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趋势的问题，“他们公然希望日本强盗会‘反省’，他们甚至认定近卫内阁的上台是‘可以因其中庸性格(!)而对东亚大局起明朗化之作用’，他们甚至公开提出‘抗日是消极，建国才是主要口号’，殊不知坚决抗战的方针不确立巩固，任何国家都‘建’不起来。”这一切根本谬误的认识，完全基于顾虑与企图用妥协办法“保存”沿海工商业中心的私人权益，殊不知即使万分退让，在“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大陆政策下，即使将这些“中心”完全让给日本而谋一安生之道，民族工业也唯有遭受尽情破坏而完全破产。这同样证实了“只有经济建设才是国家急务”的误算，这一理论的提倡者完全忽略了日本强盗的侵略凶焰，不会让中国有从容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必需的军事工业。不管提倡这些理论的人物主观上如何为国家打算，客观上这些理论已经迷误了过去的国策而生了不少的恶果。“倘在现在的紧急关头还不清算这些错误的见解而站到坚决抗战的立场上来，就只能使国家民族的前途蒙上不堪形容的损害，实际上也只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遂行更加顺利而已。”以为承认日本提出的条件就可使其停止军事行动，只能是完全断送民族国家的前途。“在客观方面说，中国已到达非抗战则灭亡的命运，在主观方面，全国军民大众都一致认识非抗战无以求民族生存”。国民政府应誓死保卫领土主权，领导全国抗战，实现团结救国的政纲，开放党禁，联合各党派，给国民爱国的民主自由，扑灭汉奸卖国贼，放弃单纯防御，首先在华北采用大规模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正面阵地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华北驻屯军。南京政府似已下抗战的决心，但是局部的或坚持到底，有待证明。国民党当局应该信守诺言，现在已经到达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了，应该坚持抗战到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