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公”与敬“神”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12020)06-0178-13

       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①对乡村治理来讲，其具有较强的建构秩序的功能。②关于集体化时期村庄文化信仰问题，学者们大都认为经历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强力渗透，传统民间信仰已普遍式微乃至断裂。③社会主义“大公无私”“阶级斗争”等思想价值观念，固然有力冲击了乡村原本的文化信仰体系，然而，广袤的中国尤其是底层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民间信仰与生俱来的“隐”与“韧”的特质，都使得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传统民间信仰在集体主义之下是否不堪一击乃至整体性地烟消云散？进一步讲，民间信仰与集体主义思想观念之间是否总处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泾渭分明的相斥状态，有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力相融的一面？这些问题仍存疑待考。截至目前，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信仰与集体化时期社会主义政权中“公”的观念的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界的研究尚付阙如。鉴于此，传统神性伦理如何秘而不宣地附着在乡间、与社会主义之“公”怎样关联并给予衬托和形塑，进而使后者呈现出名副其实的制度化与合辙性样态；特别是“迷信”缘何能够“潜移默化”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探讨。本文聚焦冀北一个村庄，通过档案与口述资料、当事人未刊的个人记录、私人保存的台账，以及多年前出版的村支部书记的工作笔记等，进行历史还原与钩沉，拟为深化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文化史研究作一抛砖引玉的尝试。

       一 神性伦理：民间信仰的乡村积淀

       个案村庄名为苏寺村，地处冀北山区，地理坐标为北纬40度55分，东经116度11分，海拔815米(见图1)。④农业集体化时期，在组织与建制方面，1956年底该村所在的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胜利社；1958年8月，胜利社变为苏寺生产中队(包括苏寺组、沟门组、古方组)，并与其他中队合并组建成瓦房沟大队，隶属东风人民公社(随后改称东万口公社)；1961年底，苏寺中队独立为苏寺大队，包括10个生产小队⑤，划归茨营子公社管辖，直到人民公社解体。

      

       图1 苏寺村地理位置

       据县志记载，“苏寺”村名缘于明朝，因有寺庙与苏姓印官而得名。⑥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乡村相比，苏寺作为北方村庄，历史以来宗族文化薄弱，民间信仰浓厚。罗曲先生曾将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对灵魂这类超自然力的崇拜；二是对自然现象的崇拜；三是对祖先的崇拜；四是对附以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⑦个案地的民间信仰主要体现为神灵崇拜与日常禁忌，即庙堂与居家的神仙崇拜、疾病观、风水吉日观等。

       神灵崇拜和日常禁忌逐渐积淀为“昧心灭己”“因果报应”为核心的一套神性价值伦理。“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冤有头，债有主”等话语表达，均可用“昧必灭”这一因果逻辑相贯穿。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村民的这套伦理信仰依托着不同的空间和载体代际相传，直至后集体化时代。

       (一)家庭信神的熏陶

       依照空间分布，民间信仰可分为家庭信仰、家族信仰、村落信仰、区域信仰、超区域信仰等层次。⑧苏寺村民的信仰主要体现为家庭信仰和村落信仰。

       就家庭信仰讲，户里所供奉的多为“白仙、长仙、胡仙、菩萨、观音”之神。虽然也有对财神、门神、灶神的信与敬，相较于前者还是比较淡然。信仰诸神，最基本的行动是塑神像、摆牌位、设供桌与香炉，逢年过节或是日常中祈求福佑，均要烧香、升表⑨、上供。此类仪式活动源远流长。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迷信，于根据地内倡议破除，不少村民的敬神活动因之停止。⑩苏寺村属于革命老区，传统文化信仰却未发生实质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党延续了根据地时期的文化政策，不准搞封建迷信活动。但苏寺村仍有村民在正房堂屋设神龛、香炉和供桌。“文革”初期“破四旧”掀起高潮后，香炉、神像、牌位等都不允许陈设。胆大虔诚的人家便偷偷摸摸地进行仪式祷告，如正午在自家院里临时设小桌，进行简单的跪拜和烧香，抑或在晚间进行。有村民讲，毛主席的像和语录被列为上座的那段时间，在恭恭敬敬的行礼中，想着毛主席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想到神仙。(11)

       除了神仙供奉这套仪式，家庭信神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便是“请香头(当地语，是指通灵的人)”。“请香头”的历史同样悠久。集体化时期，该村的香头一直没有消失。村民至今记得，苏寺片有六队张华堂的女人、古方二队王俊的奶奶、苏寺七队房后的大奶奶，三人在上下邻村都有名望。虽然上级不断教导“不信神、不信鬼，得了病请医生”，可是，一旦感觉头疼脑热的病很黏(当地语，是指反反复复地比较顽固)，或是家里突然发生点儿意外，觉得生活不顺当，村民们都会悄悄请香头看看。(12)香头来家后，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再加神灵感应，会给出具体的解释与安顿方案。比如，有人掏了狐狸窝，或是将盘在房梁上的蛇刺死，这些都属于伤害了有灵性的“小仙”，要赶紧蒸“馒头供”到现场祷告，请求谅解。抑或求神时比较敷衍马虎，日常说些不敬的话，都要及时改正。

       据了解，个案队中的香头均属于“神道”信仰的传递者，历史以来大都为女性；其行为举止有别于行法做道的“跳大神者”，也不同于隐身敛财的“占卜卦人”。她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村民中间，于生产劳动和家务之余，到需要帮助的人家，以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神性”话语为村民排忧解难，且不求回报。出于感激，请的农户或将人留下吃顿饭，或送点果菜等礼物。由于不敛财、传递善，香头获得村民的广泛信任，运动时也无人揭批。就这样，家神供奉与“请香头”融汇在一起，不经意间将行善积德、因果报应的伦理和信仰播撒在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