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0.06.001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等。这些会议的影响和意义各不相同，但都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长征出发后军情急迫，在1935年6月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召开的会议，基本上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包括声名显赫的遵义会议；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会议，大多保存有会议记录；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军和红三军先行北上后，由于再次处于艰险的转战环境，会议记录时有时无，直到抵达陕北后，重要会议记录缺失的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变。正是由于许多会议记录缺失，学术界对长征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产生了许多争论，比如究竟是通道转兵还是黎平转兵，遵义会议是否确定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哈达铺会议与榜罗镇会议在奠基陕甘问题上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由于各地加大了对红色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力度，纷纷斥资宣传和打造红色景观，这进一步加剧了对长征中一些尚不确定问题的争论。“鸡鸣三省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在红军长征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却因会议记录缺失而引起很大争议的会议。 一、从遵义会议到“鸡鸣三省会议” 学术界一致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和扎西会议召开之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载入史册的，是中共由幼年转入成熟的标志。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伟大转折不是一蹴而就的。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和落实也有一个坎坷艰难的过程，遵义会议本身还遗留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从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发动过程来看，独立自主地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酝酿过程由来已久；而具体的关于转变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指挥体制，确定合乎实际的战略发展方向等问题，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踏上长征路开始酝酿，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发酵，到遵义会议全面爆发的。从会后落实来看，以遵义会议所体现和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长征时尚无这样的概括，主要是依据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论断进行说理斗争)最后统一全党的思想问题，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延安整风之后才实现的；而由遵义会议发端，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和高效的军事指挥体制，以及摆脱战场的被动局面和争得夺取长征的主动权问题，则是在会后不久的一个阶段中逐步落实和实现的。 遵义会议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五： 其一，研究者普遍认为遵义会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得失，集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并将其确定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虽然这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心悦诚服。离开遵义后的第一场激战——土城之战失利后，博古就发牢骚：看起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①换言之，与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在有根据地为依托情况下进行的反“进剿”、反“会剿”、反“围剿”有所不同，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及其过去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还必须在长时间、长距离、无根据地为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新的严峻考验，才能为全党和全军所信服。 其二，遵义会议剥夺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决定仍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其实，收回“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早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就已见端倪，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更是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予以明确。这在遵义会议前发出的电报署名上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黎平会议的第二天就发出由朱德、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之决议通电》。遵义会议则是在更大范围(中央政治局和红军总部，以及各军团负责人)内经过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指挥权变更问题，并使之更加具体化。特别是遵义“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②，这标志着军事指挥体制的彻底转变和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圈。与此相关，一个不大为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是，遵义会议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产生了令出多门甚至是重叠的现象，即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帮助者”毛泽东——“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这样多个层次。特别是根据猴场会议的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③。新的指挥体系虽然对于剥夺“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同时又导致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又时常出现不得不召集有一二十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讨论军情的囧境。 其三，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取消“三人团”。以往研究者大多是注重此举的军事意义，但事实上正如博古后来所说：“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④取消“三人团”，不只是军事指挥体制的变化，还意味着中共中央领导体制发生变化。二是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整整一年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又一次重要变动。一年前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为书记处书记。⑤遵义会议上作为正式的组织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他继中共三大之后再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三是遵义会议突出或强化了张闻天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不仅在会议上由他代表毛泽东、王稼祥等针对博古的主报告作“反报告”，会后也是由他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⑥。这三个变化，加上遵义会议前刘伯承由红五军团参谋长重新改任红军总参谋长和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央秘书长，以及以遵义会议后萧劲光恢复党籍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等为标志的一批过去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被平反，反映出中共的组织路线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遵义会议没有解决博古仍然在党内负总责的问题。这就出现博古所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共中央的统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却依旧由他在党内负总责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