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7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历代朝廷都奉行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农业史的相关问题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往对于宋代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①；而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问题，江南地区的研究只回应了问题之一端，而往往被忽略的另一端——北方地区同样值得关注②。时至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几近完成，但位于北方的东京开封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经济之繁荣举世瞩目。以往对于北宋东京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工商业方面，而对于京郊农业尚缺少足够的关注③。韩茂莉的专著《宋代农业地理》论述了宋代河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着眼于京东和京西的比较，而对于京郊则缺而未论④。曾雄生曾探讨宋代城市农业的状况⑤，惜未关注宋代东京与唐代长安的不同，也未比较都城与一般城市的区别。 城郊，即城市郊区的简称，它是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转换的过渡地带⑥。具体到北宋东京，其新城以外的辖区被视为城郊，其中靠近城区的部分被视为近郊。由于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呈圈层式结构，人口主要集中于内城及其周边，近郊则人烟稀少⑦，所以，东京的产业结构也相应地出现区域分工。相对于城内的商业繁荣，近郊则具备农业生产的条件。一般认为，农业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制约因素，但从北宋东京近郊的相关史料来看，其农业发展与京城的关系则呈现出不同于地方城市的特征。对于这些现象的探讨，无疑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农业与城市关系的认识。因此，本文拟通过考察朝廷礼仪活动在东京近郊的淡出，探讨北宋京郊的农业转型，并与唐长安以及一般城市的城郊农业相比较，藉以管窥宋代都市农业发展的时代特征。 一、北宋前期京郊农业的恢复 现存史籍中关于北宋京郊的记载多有涉及校猎、大阅、观稼、籍田等朝廷礼仪，学界以往多是从政治、军事或礼制史的角度进行论述，尚未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探讨，也没有关注这些活动与京郊农业的关系。实际上，这些礼仪活动在北宋百余年间发生过一系列变化，究其根本，还关乎京郊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校猎：从旷土到耕地 校猎是指用木栏遮阻而猎取禽兽，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与祭祀也有关，主要目的是训练各种武器使用和车马的驾控。时至北宋，作为古礼的校猎已失去最初的本意，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曾几经恢复，又终被废罢，这一过程正折射出宋廷的治国理念及其对近郊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屡经兵燹，东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势必遭到破坏。宋初，京郊多是旷土和草地，农业生产尚未恢复，却为校猎提供了自然条件。宋太祖出身行伍，喜好游猎，史籍中对此多有记述⑧。开宝八年(975)九月，太祖因逐兔而坠马，遂刺马杀之，悔曰：“吾为天下主而轻事畋游，非马之过也。”在宋太祖看来，畋猎游乐并非君主的正事，因而心存忏悔，自此之后“不复猎”⑨。作为古礼，校猎在宋太宗朝曾经恢复，后又废罢。史载，宋太宗“将北征，因阅武猎近郊……猎西郊，亲射走兔五”，“以古者搜狩，以所获之禽荐享宗庙，而其礼久废，今可复之”⑩。不过，端拱元年(988)十月，太宗就颁布《罢畋游放五坊鹰犬禁诸州不得献鹰犬诏》：“朕惟好生之德，解网之仁，今后顺时行礼，非时更不于近甸游猎，五坊鹰犬放之诸州不得来献。”(11)这意味着大大简化了古礼，校猎遂被废罢。这固然是出于宋太宗个人的“好生之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宋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高涨(12)。据学者统计，在《宋大诏令集》中，收录了宋太祖、太宗、真宗先后颁布的10条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令(13)。受君主意旨和朝廷政策的影响，游猎活动开始在京郊淡出。 时至宋真宗朝，特别是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辽边境进入和平时期，恢复社会经济被提上日程。景德四年(1007)六月，“诏京城四郊田园旷土，许贫民耕种”(14)。贫民耕种的应当是稻麦等农作物，这意味着京郊土地开始从抛荒状态向农业用地转变。之前那些少有人活动的区域开始承担起粮食生产的功能。除了粮食，京城的畜牧业产品也存在大量需求缺口(15)。天禧元年(1017)八月，宋真宗“诏京城四郊禁围草地，悉纵民耕垦畜牧”(16)。京郊农业和畜牧业受到朝廷的鼓励，也是出于京城百万人口对于农副产品的实际需求。 庆历五年(1045)八月，宋仁宗在群臣的劝谏下，“遂猎于杨村，燕幄殿，奏教坊乐，遣使以所获獐兔驰荐太庙。既而召父老临问，赐以饮食茶绢，及赐五坊军士银绢有差”(17)。宰相贾昌朝等曰： “陛下暂幸近郊，顺时畋猎，取鲜杀而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而阅军实，所以讲武事也；问耆老而秩饫，所以养老也；劳田夫而赐惠，所以劝农也。乘舆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馆。”从之。(18) 为了鼓动宋仁宗校猎，以贾昌朝为代表的群臣总结出所谓“四美”：“昭孝德”、“讲武事”、“养老”及“劝农”，这也暗合城郊在不同时期的功能定位：宋初的城郊主要以郊祭和阅武为主，中后期转而侧重于体察基层社会和劝农耕垦。京郊是距离朝廷最近的农业生产区，自然成为君主接触农事的首选之地。庆历六年十一月，宋仁宗“猎于城南东韩村”，“自玉津园去辇乘马，分骑士数千为左右翼，节次旗鼓，合围场径十余里，部队相应”。如此大规模的活动难免会踩踏农田，妨害农业，仁宗下令“免所过民田在围内租税一年”(19)。由于校猎要围圈草地，踩踏农田，损害农作物，势必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庆历七年之后，“以谏者多，罢猎近甸，自是，终靖康不复讲”(20)。关于宋仁宗先后恢复和废罢狩猎，有学者从宋朝国防压力及其减缓方面进行过解释，认为宋朝君臣迷信“赎买和平”，文官主导下的朝廷和舆论便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尚武色彩浓厚的田猎行为。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不过，考虑到宋夏议和发生于庆历四年，次年八月宋仁宗于杨村狩猎，该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21)。我们不妨从简单而积极的一面去看待，废罢校猎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保障了农业生产，反映了宋廷对于底层百姓的关怀，不失为一种仁政。对于京郊农业来说，受益于朝廷劝农政策的实施，原来的荒地和草地逐渐被开垦耕作，粮食生产迎来了蓬勃发展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