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12.9：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20)06-0040-09 1930年张荫麟发表的《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开启了宋代财政史研究的历程。[1]继之，加藤繁、何兹全、陶希圣等相继刊布宋代财政史研究论著，迄今相关研究成果已极为丰富，难以枚举。[2]1941年曾我部静雄出版第一部《宋代财政史》[3]，虽有发覆之功，但只是对宋代役法、月桩钱、纸币、和买、身丁钱等的专题讨论，并非对宋代财政史的整体阐释和系统研究。第一部系统的宋代断代财政史研究著作是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4]。其后宫泽知之、包伟民、杨宇勋、黄纯艳等相继出版了宋代财政史的整体研究著作[5]，这些著作并非都包涵了两宋或全国范畴，但均以整体性视野作为研究取向。上述研究以不同视角对宋代财政史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巨大成就。总结、检讨现有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宋代财政史研究，更清晰地揭示宋代财政发展的时代特征。 一、“收、支、管、平”分析框架 现有大部分通论性的中国财政史著作，包括项怀诚和叶振鹏主编的两套《中国财政通史》，以及断代财政史，都运用近代财政学理论，以收入、支出、管理、平衡(即“收、支、管、平”)为主要线索，构建财政史的分析框架。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和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也采用了这一基本分析框架。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在其序言中说，“想从整体上对宋代财政进行客观地描述”，体现三个观念，即整体观念、发展观念和数量观念。该书分为“两宋财政发展史概述”“两宋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宋代财政的管理体系与设施”三编。第一编分全盛时期、熙丰时期、北宋衰亡时期、南宋中兴时期、南宋没落衰亡时期等四个时期，讨论了两宋财政状况的盛衰，主要讨论了财政平衡问题。第二编讨论了两宋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名目。第三编讨论了两宋财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问题。黄纯艳《宋代财政史》分为“宋代财政管理体制”“宋代财政收入”“宋代财政支出”“宋代财政转输”四章，探讨了宋代财政管理、收入和支出等问题，虽没有专门讨论财政平衡问题，但仍采用了“收、支、管、平”的基本分析框架。 “收、支、管、平”的分析框架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是有利于揭示中国古代或某一断代财政史的整体发展状况。从内容上，收、支、管、平面面俱到，全面系统，能够在整体视野和各种现象的比较中形成关于所研究断代财政史的概括性认识。如汪圣铎在论述宋代财政收入时认为宋代财政形成了农业税收入与工商业税收入并驾齐驱，甚至工商业税更胜一筹的格局。这是宋代财政收入格局相对于汉唐的一个重大变化。黄纯艳指出中央集权、军需供给和商品经济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了宋代财政的构成和运行。只是在工商业收入问题上汪著强调了财政征收政策的影响，而黄著强调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二是对管理机构、收入和支出项目等相关专题有深入的研究。已有断代财政史著作大多数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汪著和黄著在已有专题研究基础上，对宋代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作了深入论述，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具体项目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论述。汪著在宋代货币与财政，黄著在宋代财政转输的论述上都颇有独到之处。 “收、支、管、平”的分析框架有系统全面、条理清晰、专题深入的特点，故而成为目前中国古代财政史整体研究，不论通论性亦或断代史著作，最普遍采用的分析框架。中国古代财政史自20世纪20年代胡钧《中国财政史》和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开始[6]，到近年出版的项怀诚主编的12卷本《中国财政通史》和叶振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财政通史》[7]，已经出版了十余部通论性中国财政史著作和所有历史时期的断代财政史著作，绝大部分采用了“收、支、管、平”的分析框架，特别是财经院校作为教材的中国财政史完全采用了这一分析框架。 但“收、支、管、平”的分析框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从所论问题的关联性而言，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是列举式的论述，特别是财政收支的论述往往有各朝一面的问题。在财政收入上，自西汉武帝以后到唐朝前期，国家财政主要来自农业领域的田赋、户(或丁)税和徭役，工商业领域的禁榷和关市之征影响甚微。两税法以后，主要来源于田赋、禁榷和商税。支出则自秦汉以来即以军费、官俸、祭祀为大宗。这一框架缺乏对某一朝代财政诸问题的内在关联的整体阐释，因而也难以很好地反映某一朝代财政发展的时代特点及不同时期财政体制的变革。例如，在“收、支、管、平”的分析框架下，财政收入方面，宋代与唐代中后期两税法下似乎只是量的增长而反映不出财政制度质的变革，而财政支出方面，对众所周知的宋代募兵制下财政负担巨大增长是否导致宋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财权分配方式等方面的财政体制相对于唐代的变革难以体现。 二、军事财政的分析框架 宋代全面实行募兵制，对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宫泽知之据此建立了以“军事财政”为中心的北宋财政史分析框架。与唐前期的府兵制相比，宋朝军费大增，促使财政结构和财政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宋人就曾经说：“茶盐榷酤，今日所仰养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复，则此皆可罢，不然，财用舍此何出！”[8]汪圣铎已经指出宋代募兵制下农业税已难以支撑军费巨大增长后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呈现农业税和工商业税并驾齐驱的格局。宫泽知之进一步指出，北宋以募兵制为主导致军费大增，军费支出达国家财政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使宋代财政征收的重心围绕军费供给而展开。同时，禁军主要集中于京师和北方沿边。国以兵而立，又形成了围绕军需供给而展开的财政供输体制。这不仅使得宋代的财政体制具有了与前代不同的特点，也导致宋代市场的运行出现新的特征。 宫泽知之根据宋代军费供给中实物供给和市场购买的特点，用价值和使用价值、市估和时估两套概念讨论了宋代“军事财政”与市场、货币和财政统计的关系，揭示了宋代财政所具有的“军事财政”的特点，并以之解读宋代财政运行的形态。他指出，宋代财政主要围绕供给军需而展开，因而为满足军人和战马需求而以实物的供给为主，强调财政供给物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供给军人和战马所需的各类实物相对确定而不能缺少。这也是宋代使用复合单位统计财政收支的根本原因。为了满足实物供给，同时减少供输成本，市场购买成为政府解决财政供给的重要手段，“时估”成为不同于市场自然价格“市估”的政府所定采购价。宫泽知之还指出，宋代因财政供给而形成的财政物流超过市场物流，形成财政物流主导下的市场，明代开始市场物流才超过财政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