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特认为，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practical theory)，是“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1]441然而，教育理论并没有很好地把握实践。课程理论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关系的中介，在整个教育理论大厦中具有“顶天立地”的作用。特别是随着课程改革的日益深入，课程理论与实践变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实践导向成为课程研究的基本趋势。这既是课程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课程研究应对自身危机的方法论转向。可以说，当代课程研究已经意识到传统课程理论在面临实践问题时的贫困性，同时也迫切追求在变革实践中理论研究者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感。然而，审视当前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依然没有突破由理论到实践的传统思维演绎模式，理论并没有真实地与实践形成融合互动的机制。因此，当代课程研究需要探寻一条新的方法论，从根本上应对自身危机。而将实践作为课程研究的基本立场，形成课程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之间融合互动的新途径，从而构建一种既符合理论逻辑又蕴含实践逻辑的中介方法论。 一、当代课程理论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课程理论研究兴起了“概念重建主义”，旨在打破自泰勒以来的“课程开发”范式而转向“理解范式”，课程理论由此走向了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受此范式转向的影响，积极汲取西方哲学思潮中诸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知识社会学等新话语，掀起了课程理论研究高潮，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课程话语”。同时，借助于新课程改革的机遇，扎根于实践的研究与对实践的改造也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可以说，多元化与实践化正是当代课程理论发展的成果标志。然而，在欣喜于成果的同时亦要反思其不足。在课程理论的多元化、“话语翻新”的背后，是否使课程理论研究成为了一种无关乎课程自身实践领域的话语迁移游戏？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现实情况中究竟如何？以这些问题为考察点，当代课程理论依然面临着两大危机。 (一)危机一：旁观者课程理论 所谓旁观者课程理论，即以旁观者的态度看待课程实践，追寻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的课程知识体系。这种理论通常只在自己的话语里演绎，而在面临实践情境时显得贫困乏力，缺乏适应新的实践情境的理论构建，无法适应与引领新的实践变革甚至落后于实践变革，这也是课程理论的传统危机。杜威曾以“旁观者式的认识论”[2]16来概括西方经典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把理论和实践、知识与行动判为两域，且明分高下。理论/知识旨在把握不变的实在世界，实践/行动则属于变化之域的现象，一旦脱离了实践/行动，知识的本质被理解为静观。[3]在两域关系中实践与行动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而理论与知识则以旁观者的姿态高高在上，为自我营造了一个安全而又空洞的大厦。布迪厄批判“唯智主义的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者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4]42 旁观者课程理论只关注理论自身的抽象与圆满，在不断构造与演绎自身理论大厦的同时，剥夺了原有的实践情境，逐渐丧失了实践感，远离了实践也就无法对自身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例如，课程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按照一般的理论解释，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社会文化再生产、课程即社会改造，[5]6但是当理论者将关于课程的概念讲给实践者时，即使经过多次的培训，实践者依然无法完全理解这些概念，依然对这些理论知识显得茫然和模糊，而理论者则认为实践者总是不用心或者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当然，对此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实践者的知识基础和学习态度固然是理解理论的主观前提，然而对于理论自身而言，更需要反思为什么实践者总是无法理解这些在理论者看来非常简单的概念问题，是否是因为理论自身在实践面前的贫乏？理论有自身的言说方式，这是理论对于实践的必要张力。然而，当理论完全置于实践不顾而成为抽象实践的符号时，理论就无法为实践者提供理解的认知情境，就成为了旁观者。 实际上，旁观者课程理论的原理和方法早在1969年就已经由施瓦布宣布了失败与死亡：“课程领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现有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维持其研究，也难以对教育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课程领域达到如此地步，其原因在于习惯性地、不假思索地、错误地依赖理论”。[6]施瓦布认为理论的缺陷是过于抽象和过于单一，并指出课程理论存在6种危机：第1种是逃避自己研究的领域本身。第2种逃避是上浮，模式、元理论和元元理论比比皆是，但很少关注课程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障碍。第3种逃避是下沉，即回到原始状态。回到课堂层面上而不是转到其他层面的课程。第4种逃避是旁观，这是课程领域一个明显的病症。关于课程的历史、论文选集、评论和批判、所设置的课程数量的增加，都是其中的例子。第5种是老调重弹。第6种是为争论而争论。由此，施瓦布宣告课程领域确实出现了危机，具有一种“意识唤醒”的作用。施瓦布对传统课程理论的批判有夸大其词之嫌，特别是课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主要是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践过程，因而也产生了不少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成果。然而就其整体状况来审视，施瓦布所指出的危机同样存在于中国课程理论中。 (二)危机二：平庸化课程理论 平庸化是当代课程理论的新危机，是课程理论在反思传统危机时理论下沉的结果，丧失了对实践的反思与理论构建，成为了实践的附属品。当前形形色色的学校课程改革大多冠之以某种理论的指导，课程理论经常被简单套用或复制，成为一种商品，成为功利主义的通行证。与旁观者课程理论相对，平庸化课程理论放弃了理论旨趣，从而使理论因其批判性的丧失而蜕化为工具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