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20世纪诊断为这样一个时期：技术媒介记忆的工业组织不断增长，他将这种记忆称为“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为了大规模出售与消费，标准化与共时化(synchronization)的工业时间经验被持续制造，例如电影、电视以及录制音乐。在由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本体论、法国后结构主义以及法国技术理论(包括吉尔伯特·西蒙栋和安德烈·勒华-古尔汉①)构成的理论风格下，斯蒂格勒批判性地重复和拓展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一在20世纪中期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理论。 众所周知，阿多诺并不是简单地出于艺术性的缺失而批判文化工业产品，在他来看来，这种缺失是由文化工业产品本身所供养出来的，是更广泛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体系的症状。更重要的是，考量这些产品对审美经验的影响时，核心判断方法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得到保护。随着可消费文化商品的工业生产和标准化加强，可能的审美经验的潜在图型(schemata)变得越精确，这种体验就越不可能帮助构成任何凝聚的、个性化的整体。难以再包含个人的判断、记忆和愉悦。而且，阿多诺认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个性化主体的分解意味着鲜活的经验时间从属于一个外化的、工业化的时间性(temporality)：新奇与过时的经济节奏，即在发达消费社会中同步发生和加速的时尚循环。文化工业的典型特征并非仅仅表现为产品的质量或文化水平，可以说，这些产品只是一个使工业生产、传播与消费整合为闭环的辅助工具。 文化“消费者”是工业计划与生产中审美经验的主体。通过触及主体自身真正的根本结构，即准—先验的和稳定持久的图型(但实际上是偶然的，并且内植于社会—历史之中)，消费者们也将被同化进入这个系统。图型构建了主体及其综合经验的可能性。正如阿多诺在《大众文化的图型》中所言：“大众文化的图型现在作为一种综合生产的行为模式的准则而流行”②。他对“综合(synthetic)”一词的使用借鉴了康德式想象力的综合作用，但在这里暗示着这种综合是被生产的、是人为制造的。在利润的驱使下，想象力的综合被工业化过程所捕获并扭曲。此外，阿多诺还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模型阐释文化工业带来的“反向精神分析”。他将文化工业嵌入表征、驱力和症状的模型中：“多层次人格的精神分析概念已经被带入文化产业中，并且……这个概念被用来尽可能彻底地诱骗消费者，并使他在心理动态上参与到有预谋的效果中去。”③不论这个心理模型是康德式的还是弗洛伊德式的，关键之处都很相似：文化工业的产品不仅限制了文化消费当下的经验，还限制着主体能力的可能经验，从而制约了过去作为记忆的结构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在对文化工业产品的经验中，一个镂空的、重复的时间预示着对真实绵延与发展的排除：“消费者……被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现在。”④ 基于以人类学视角对持存技术的长期关注，斯蒂格勒强烈赞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对个体的时间性殖民这一基本诊断。 电视往往会消除个体第二持存的多样性，因而图像独特性的观念就崩塌了。电视的使命是共时化属于身体的个体时间意识，控制这些行为，从而强化大众消费主义期待。⑤ 以电视为载体和范例的社会经济与审美趋向被斯蒂格勒称为“超工业的(hyperindustrial)”，也就是说，“一种超越生产之域的扩展运算，同时伴随着相关工业领域的扩展”。⑥他在这种动态中发现了一个内在矛盾——使消费共时(syn-chronize)的超工业驱力阻碍了个体化过程。在个体化过程中，个体主体和主体间社会性的凝聚形式都可以被构建。但对这个过程的阻碍意味着个体和社会都遭受着情感连结贫瘠的危机： 超—工业化带来了一个新的个体的形象。但是，这正是我题目的悖论(“蚁丘的寓言”)，这是一个发现自身被破坏的个体形象——超工业的普遍计算给个体化过程制造了障碍。⑦ 阿多诺曾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社会—精神分析理论。斯蒂格勒对此进行了部分再现，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进一步阐释超工业社会对个体主体的攻击。他关注“工业时间物”——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在破坏个性化时间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个性化时间里，通过与他人持续的、情感与力比多投入的互动，自我经验到了自身的凝聚。随着自我与他者之间历时切分(diachronic syncopation)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外部共时的时间性——由广播与经验对象(诸如电影、音乐录像等)带来的标准化时间——个体自我面临着破碎与消失的威胁。 诚然，将斯蒂格勒与阿多诺并置似乎是反直觉的。斯蒂格勒深受埃德蒙·胡塞尔与马丁·海德格尔哲学传统的影响，而阿多诺激烈反对这一传统。然而，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乍一看不可能的相遇在理论上可能是富有成效的。首先，至少在一般意义上，阿多诺对许多问题(尤其是音乐问题)的处理大体上是现象学的：他以描述性的方式关注现象的自我显现，而不是相反用一种更加形式主义的处理方式。阿多诺关于(音乐)无调性、十二音体系以及系列新音乐的作品大多存在明显的现象学偏好。他侧重耳朵所听到的、作曲过程的现象学显现，而不是理性作曲系统的数学倾向，他强调非理性地创造出自然清晰的序列与原始的声音、无关完善的形式和技巧，甚至矛盾地、不经意的音调片段都会使听者留下强烈的印象。在这个案例中，阿多诺的研究超越了概念，是对现象显现世界的非概念物质性的反转。同时，对概念和现象的不和谐音的密切关注可能会揭露这个“更多且不同的”剩余物。对于倾听的主体来说。这也是物质性本质中一个非概念的原点。这反过来又启发了阿多诺的跨学科方法论，它不仅强调跨越不同的知识学科，还强调理论与具体现象学的、实证—科学调查之间的丰富互动。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勒的工作也有一种相似的特点，他在哲学研究与所应用的问题之间不断往复，包括数码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学、教育和政治。显然，他的研究已经包含了大量跨学科研究项目与文化机构，而不仅仅是哲学学术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