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1)01-0181-10 叙事理论系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的一门显学，经历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高潮，吸引了大量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范围几乎波及人文学科各领域，蔚为壮观，至今仍没有衰退的趋势。西方的叙事理论肇始于古希腊时期，之所以在20世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势，与小说等叙事作品的流行以及语言学的发展等外部因素有直接关系，但我们更要追溯其理论内部自身发展的源动力。 19世纪英、美等国的叙事理论，尤其是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节奏明显加快。在20世纪更是迎来了叙事学具有革新性质的全面发展阶段，彻底打破了亚里士多德诗学奠定的叙事理论传统。20世纪初。一股强劲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已经开始为其积蓄能量，在一些理论的提出与建构上走在了前沿，成为改革之先锋。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提出了有关文学史、本事与情节、形式与功能、叙事时间等理论，并通过布拉格学派直接影响了经典叙事理论的发展，为其积淀了丰厚的理论滋养。所以，对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做系统、深入的阐释不仅有利于对其学派自身理论精髓的把握，更有利于全面认识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与演变。但目前国内学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把握，往往是散点式的提取，甚至对其重要代表人物的研究还没有完整的建构。 回归文本与重视方法的理念将一群热爱文学、思想敏锐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但严格地说，俄国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十分“统一”的流派，主要成员之间的观点甚至存在较大分歧。蒂尼亚诺夫(Тынянов.Ю.Н.)1918年加入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阵地——诗歌语言研究会(ОПОЯЗ)，并迅速成为该流派的核心成员。他赞同该学派的基本理念，提倡重视文学作品的“形式”价值，但没有走向极端，在其代表作《诗歌语言问题》(1924)的序言中，苏联时期学者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Н.Л)曾直言“蒂尼亚诺夫捍卫有思想的词语，有内容的形式”[1]5。他只是反对“像手套一样对待诗，像手一样对待思想”[2]39。蒂尼亚诺夫不仅反对艺术形式工具论，也反对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艺术即形式的极端理论，认为这无异于说酒杯等同于酒，荒谬至极。他没有将两种思想完全摒弃，而是比较理性与全面，只是将艺术形式因素及其组合规律作为研究的重点。 蒂尼亚诺夫认为，“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许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因而，对这些相互作用的一般特征的概括就是研究的任务”[1]32。同时，他强调“形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同机械性做斗争的可变性，即‘形式的辩证发展’”[1]10。其叙事理论的建构也秉承此理念，突出强调作品形式构成因素的动态性特征。 其实，早有学者关注过作品的动态性问题，“作品的动态与静态的提法似乎并不陌生，但以往我们所说的作品的动态与静态，一般是从小说的时间流程上进行划分。对于占居时长的作品中的行动事件称为动态的途述，而对于缺乏时间流动的画面表面则称为静止的描写”[3]95。但蒂尼亚诺夫理论中的动态性并不是作品中时间的流动或情节的发展，也不同于当代美国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所强调的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多层次动态交流活动，而是指叙事类作品的存在与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质变，而非量变。 在蒂尼亚诺夫这里，动态性已经成为叙事类作品，甚至是文艺作品的根本性特征，“如果对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感受消失了，那艺术就消失了，它就被自动化了”[1]29。而且，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蒂尼亚诺夫叙事理论中的动态性特征较之什克洛夫斯基诗学中的陌生化理论，两者虽然性质不同，但殊途同归，最后均指向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存在。 一、蒂尼亚诺夫叙事理论中动态性特征的表现 在蒂尼亚诺夫的叙事理论中，动态性是一个高频词汇，其在蒂尼亚诺夫叙事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可以说，动态性系蒂尼亚诺夫叙事理论的基本美学特征，它不仅表现在其叙事理论的各个分支，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其发展走向。 首先，表现在散文①等叙事类作品体裁的界定上。对于蒂尼亚诺夫而言，“体裁，是个动态的范畴”[2]151，它“作为系统是变动的，在其它系统的遗迹中出现、消失和流转”[2]327。叙事类作品生成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这种变动包括非文学与文学之间的转变，蒂尼亚诺夫列举其同时代的杂志为例，杂志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但只有到了其所生活的时代才被看作“文学作品”“文学事实”，跃升入文学的大家庭；另一方面，这种变动指叙事作品内部的“流转”，如“某种体裁的革命——即一种体裁从中心走向边缘，而新的现象则从小众的文学占据它的位置(即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次要因素的经典化)，如冒险小说变成了庸俗的，现在心理小说变成了庸俗的”[2]257。不同时期流行的或被奉为经典的文学样式往往有所不同，取代此前的流行或经典文学样式的往往是此前处于边缘地位的小众化作品。当然，这种变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同样的文学样式，在不同时期却有不同的命运，归其原因，离不开读者及其生活的文化土壤，但蒂妮亚诺夫并没有就此深入阐释。由此可见，小到一部作品的形成与存在，大到文学史的演变与发展，都在用事实充分诠释其叙事理论的动态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