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0)10-0165-14 引言：“报纸”与“报馆”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报学史》中的报纸定义不陌生。②戈公振从“内容”和“形式”推演出的“报纸”，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者提供了样板，成为他们“看山是山”的一个取景框。不信，粗粗打量一下目前已经面世的大多数报刊史教材，以及近一二十年逐渐时兴的“报纸职业化”之研究，便知端的。 如果不是驻足于戈公振，将目光前移至晚清，则另有一篇与报刊史研究相关的重头文章，那就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标题清楚表明，它的对象是“报馆”而不是“报纸”，而且是从“国事”角度来论，并由此排比出中国“报刊史”的这样一番景象： 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酋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③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凡是做新闻研究的也都有所知。或许是因为其非属正宗的报刊史讨论，或者是因为梁启超的比附不合今人的口味，更有可能是因为多数人只是关注了其著名的“耳目喉舌”一说而未及其余，总之，鲜见有人思考它与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关系。比如梁启超从“报馆”之“门”中看到的东西，与戈公振的“报纸”之史，就不是一回事。如果由此进一步想到，其时与梁启超持同样视野的，还大有人在，④“广立报馆”甚至是晚清朝野上下的共识，梁启超绝非孤家寡人，那么，存在于中国报刊思想中理解报刊及其历史的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做出分析性评价。这不仅为尊重古人，更是为今天的我们获取教益。 这正是本文所思考并尝试解决的。我认为戈公振和梁启超代表着考察中国报刊史的两个不同视野，它们好比是不同的“看山”之“门”，衍生出各自的逻辑，铺陈出不同的报刊历史。这两种视野，都是中国报刊思想的宝贵资源。我的目的不是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试图努力从比较中展示他们的理路及其缘由，以便在前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辨认踪迹，探索今天报刊史研究和书写可能具有的新径，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前面两个部分，分别讨论戈公振和梁启超的观点，重点是他们的思考路向；最后部分，则是我对前面讨论延伸而得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以供众位方家批评指教。 一、戈公振：报纸是定期为公众之刊行者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⑤戈公振的定义简洁明确，其推敲琢磨之精心，自不待言。据他归纳，当时界定报纸通行三种做法：以报纸作用为尺度，从法律规定之性质下判断，或者是基于报纸的形式和作用。他首先否定了第一种，理由是报纸的作用因人而变流动不定，“商人以为报纸是商业上的工具，政客以为报纸是政治工具，推而言之，多因各人职业之不同，观察报纸的眼光亦因之而异”⑥，而且就历史看，报纸作用业已有诸多变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作用不过为报纸“附带而生者”，以此推断报纸，“无乃太浅”⑦。法律规章所定的报纸，常常以时间——定期和连续发行为断，有简单明了之利，却使报纸和杂志难以分辨，“认报纸为一种定期为公众之刊行物而不与其他同类物相区别”⑧，不啻取消了报纸的特殊性，这是戈公振不能认可的。前两种遭排除，就证明唯有第三条道路可行。戈公振正是循此，参考比照糅合既有成说，探查报纸内容和形式的“原质”——“恒存之特色”，形成了现有的这一个定义⑨。他将“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他认定的报纸与杂志的界线——归属于内容的“原质”；将“定期”刊行，归为报纸外在的显示，亦即形式的“原质”。接着他又把这两个“原质”具体化为“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一般性”四个特色，前二者为报纸的外观方面之特色，后二者为报纸内容方面之特色，“若外观上或内容上之特色而缺其一，则报纸之形体不完；形体不完，当然无原质之可言”，⑩报纸也就不复是报纸了。 戈公振“报纸”的知识来源，在其书中已有所展示，(11)无需赘述。需要补充的是戈氏撰写该书可能具有的现实动因，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报纸定义的意向。众所周知，戈氏写作《中国报学史》的20世纪20年代，主导美欧新闻业的是专业化范式，亦即埃默里父子所称的自19世纪30年代之后兴起并慢慢成型的“新式新闻事业”(12)。其时游走于中国的外国新闻界名人，比如1921-1922年间的英国《泰晤士报》社长北岩爵士、美国新闻出版界协会会长格拉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麦高森、美联社社长诺伊斯等，均是此种范式的亲力亲为者和热心贩卖者。影响最著的怕是威廉，他为推销密苏里大学的新闻教育可谓不遗余力，1921年已是他第三次访华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除了按惯例走访考察新闻界，还首次进入中国大学，登上北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讲台，宣讲他的新闻和新闻教育理念。(13)中国的新闻教育是在1920年代正式开其端，当时大学中的新闻院系，顶梁柱大多为归国留学生，有的学校就是由外国人当家，如圣约翰和燕京，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密苏里帮”(14)。中国新闻教育实际“走着英美路线”，具体说就是密苏里新闻教育的移植。(15)不仅如此，其时中国报刊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内容形式，都不复是晚清政治报刊的境况。“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16)，社会影响至微且不佳。至于对外报道，话语权更是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上，英文报刊和外国通讯社是一手遮天。(17)“港口地区的外报对中国国内外舆论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外国舆论公认，“整个新闻业完全受制于外国通讯社”。(18)戈公振所痛心的“吾人时遭丧乱，痛舆论之萎靡无方而愈为向往不置耳”，(19)绝不是凭空而起。据戈氏自述，正是前述的三个方面刺激，即“近来我国留学欧美之对报纸有研究者，日有归国”；来华考察的外国记者日益增多，“足迹所至，必有关于报纸之演讲及种种讨论”；“报馆因营业上之发展，亦渐有改良之倾向”，引发其研究“报学”的兴味，遂“下一种子”。(20)以此而言，他对于“报纸”的看法，自然也不可能与这样的兴味和“种子”无关。且看，《中国报学史》甫一完成，他即匆匆赴国外考察著名大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并不顾路途劳顿，在途次中立即着手构思编撰《世界报业考察记》，以便让中国读者“知所考镜”(21)，可为此做进一步的印证。其时有人说：“自十余年以来，主持中国新闻教育的，泰半为美国日本成功的新闻教育机关出身的人，他们已经目击邻国试验之成绩，而不必再做‘试验与差误’而使成功之希望化远。”(22)耳濡目染于“报”与“学”的戈公振，其所思所想，离此即便有差，当亦不致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