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从词源学上说，“偶像”最初指的是用木头或泥土等制成的人形，引申为一种为人所崇拜、供奉的雕塑品，直到现代才泛指崇拜或仰慕的对象。可见，“偶像”一词原本就有着宗教含义，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粉丝会千方百计了解偶像每天的行动轨迹、支持偶像的代言或影视作品，并依托互联网技术，围绕着偶像自发形成无数的粉丝社群。在那里，同粉籍的粉丝们交换信息、释放激动或愤怒，感受情绪的共振，群体互动表现出高凝聚力、高生产力和高执行力特征(潘曙雅，张煜祺，2014)。然而任何一个成熟的紧密型网络粉丝社群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所有后天发展的社会人际关系一样，经历由弱到强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这与当今我们面对的媒介环境息息相关。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我们目前所使用的移动社交媒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微信、QQ为典型的即时通信平台，多是将现实身份移植到线上，用于封闭性较强、强连接的熟人社交；另外是以微博、知乎、豆瓣等平台为代表的弱连接的信息分享交流平台，人们出于不同兴趣建构虚拟身份，这类平台能更包容，在最大范围帮助个人找到关注对象，与他人建立相对灵活、开放的关系，继而成为强关系匹配中的“资源”或“底座”(喻国明，朱烊枢，张曼琦，汪之岸，2019)。粉丝的追星行为通常就是从开放性平台中原子化的个体互动开始，在某种际遇下方组织形成相对封闭、稳定、长期的微信群或QQ群。 这提出了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比如：(1)触发网络粉丝社群从无到有的内驱力是什么？其动力机制如何？(2)基于虚拟身份的媒介交往对参与者的社会化成长、价值观再造有何影响？(3)能否找到个人结构、粉丝社群结构及网络社群结构中的内在逻辑关联，通过对饭圈的切近观察反思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结构化问题？ 我们试图以西方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仪式理论作为主要理论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他提出的“结构化—反结构化”仪式理论，时至今日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过在国内传播学研究中，有关群体仪式研究的主流还是更多偏向于以涂尔干、凯瑞、戴扬、卡茨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范式，关注媒介仪式在再造“机械团结”和社会秩序方面的直接影响(刘宏宇，李婧文，白静，2019)。这多少未能反映出当下互联网媒介所承载的各种社会文化角力和变动不居的仪式演化过程，于是本文打算另择一条路径，深入将特纳的人类学理论与今天的数字身份建构、虚拟社群互动等社会动态交往相结合，通过对“仪式过程”具体阶段的划分，在质性研究中剖析群体内部结构性张力，对以上三个问题作出一个系统化、模型化的阐释。 二、理论框架：仪式理论与情感能量 特纳是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的代表人物，曼城学派的研究主旨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力量如何形成表面对立，冲突的解决如何走向社会的结构型规范与制裁的强化。特纳的老师，曼城学派创始人格拉克曼(Gluckman，1965：279-280)用“社会冲突”理论来研究仪式，认为社会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整体，是因为它具备解决冲突和对立的机制，在仪式范畴里便体现为一种戏剧化。特纳进一步用涵盖了“转换前”(per-crisis)和“转换后”(post-crisis)两个阶段的“社会剧(social drama)”概念，集中表达了他对仪式叙事的观点(巴纳德，2000/2006：93)。然而，特纳后期成熟的结构化仪式理论中却更多体现了德国人类学家范·盖内普(Van Gennap)对其的影响。盖内普(1962/2012：14)提出，所有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都有着标示性的三个阶段：分离阶段、阈限阶段、重整阶段，其中的核心概念“阀限”(limens)即为一种间隙性或模棱两可的状态。特纳不仅考察了仪式的这种特殊形态，还为其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找到了原动力：“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前工业社会中都存在‘结构’，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根本”(Turner，1969：141)。在结构中，个人受到角色、关系和规则的束缚。然而有结构，就会有结构性对立，就会有不满和冲突。 由此特纳将盖内普的仪式内部过程和格拉克曼的“社会冲突”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他认为仪式都有仪式前(分离)、仪式中(阀限)和仪式后(交融)三个阶段，他用列维-斯特劳斯式近乎二元对立的方式(杨成胜，李思明，2009)表达出现实社会就是由“结构”(Structure)和“反结构”(Anti-Structure)构成的，其中反结构状态包括分离期和阀限期。在阀限期内，受礼者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同志关系和平等关系，世俗的级别和地位之分消失或者同化了，最终形成一种彼此交融的共同体，是谓“共睦态”(communitas)(Turner，1969：96)。在这里，过渡仪式起到“净化”结构的作用，通过仪式中短时间的身份混同、结构倒置，社会得以重新整合人群，重新构造或强化社会地位的结构差异(张建军，2009)。 中国人受儒家的传统乡土伦理思想影响极深，事实上比西方人更加注重地缘关系和人情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属集团(kinship group)、宗亲(lineage)、氏族(clan)为核心的“高分子式”稳定结构(费孝通，2012：25)，各种结构化、制度化因素更加制约人们逐求真正由自身驱动的阀限状态。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国内各大社交平台基于不同定位，设立不同的游戏规则并接入社交场景作用于用户，时刻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和复杂，人口密度密度增加，人员流动频率加快，先天结构性关系覆盖范围有缩小的趋势，后天个人因素的存在价值则愈发显性(黄彪文，殷美香，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