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对立”的认同:战争隐喻中的社会治理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芸,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长沙 410006;胡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新闻与传播评论

内容提要:

新闻报道通过修辞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2020年初中国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以2020年初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新闻文本话语为研究对象,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相关新闻语篇中战争隐喻修辞与认同修辞的使用。研究发现:因为战争隐喻所形成的“敌我对立”语境,“对立认同”成为最为凸显的认同修辞策略,人与病毒的“对立”衬托了引导同情认同的话语,也成为误同的基础;这样的修辞框架下,疫情防控的一线人员被塑造成战时精神领袖、战时“冲锋军”等形象,疫情防控过程被建构成“战时同盟”的抵抗过程,发挥了疏导社会焦虑、缓和社会矛盾的治理功能。战争隐喻的治理逻辑来自二元对立语境中“他者”与“我们”的塑造,通过割裂的手段制造与唤醒认同,形成内部团结从而实现社会的相对稳定。当然,战争隐喻仅仅使受众聚焦符合战争叙事的概念系统,但容易忽略疫情中不符合战争概念的其他面向。此外,新种族主义、人类沙文主义、社会认知失衡等问题也与战争隐喻的泛用有一定程度的勾连。因而,警惕战争隐喻在族群间与族群内的弥散,提防新种族主义、关心人与自然的共生尤为重要;另外,隐喻本身是一种强调某一面、遮蔽另一面的修辞手法,因而也须警惕过度的战争隐喻带来的社会认知失衡与社会问题的忽视。总之,战争隐喻为认同提供了具象与有指向性的认知环境,而认同成为战争隐喻发挥社会功能的内在机制,在“修辞服务于意图”这一基础上,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得以对话。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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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1-0096-11

       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自2019年末暴发至2020年初呈现紧急态势,需要相关的应急信息传播。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进行协同治理义不容辞。疫情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新闻建构的“故事”。除去一线的工作者与志愿者,大部分人浸泡在新闻报道的拟态环境中,感知到的是被建构的疫情,而疫情的建构有赖于新闻语篇的表达,修辞正是建构策略之一。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中,修辞是关于“规劝”(persuasion)的艺术与学问,而在以肯尼斯·伯克为代表的新修辞学中,修辞是关乎“认同”的策略,事实上,“规劝”与“认同”虽有偏向但并无冲突,譬如本次疫情的报道中,古典修辞学的战争隐喻与新修辞学的对立认同便作为重要修辞策略互为补充。在疫情报道的新闻语篇中,二者兼具社会治理的逻辑。

       以“社会治理”为修辞研究的切口,并非宣扬一种“控制论”,这里对“社会治理”采取宽泛的定义,即本研究有这样一个论证前提:若新闻话语能够在阐释与再阐释、建构与再建构中赋予集体、家国、民族以凝聚力的感召与意义,“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统治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1],成为社会认同塑造与社会矛盾缓和的重要力量,便认为其具有社会治理的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回顾: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的勾连

       (一)战争隐喻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古典修辞学中的隐喻批评是修辞批评与批判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2]亚里士多德将“隐喻(metaphor)”定义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3],因而“隐喻”可以理解为一种认识理解事物的方式,即对一种事物的认知向另一种事物的迁移,通过已熟知的彼物来了解并不完全熟知的此物,在意义的转移与投射之间实现古典修辞学的说服与规劝功能。战争隐喻便是一种以战争话语来描述社会生活的修辞类型。如Lako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抛出的第一个隐喻“ARGUMENT IS WAR”[4]便是将WAR(战争)的概念投射转移至ARGUMENT(争执)的理解之中。战争话语能够投射的社会领域是多重的,部分国内学者在对我国主要媒体的新闻文本研究中发现其涵盖了政治类、经济类、体育类、社会类及其他各领域。[5]

       既有的战争隐喻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媒体报道的新闻语篇研究,相关主题包括体育赛事报道[6]、医患关系报道[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7]、重大灾难纪念报道[8]等。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使用战争隐喻分析体育赛事报道语篇居多。对战争隐喻优点的解读多集中于该隐喻对修辞本身的意义,譬如提供对隐喻对象系统化的认知图式、凸显等。但既然新闻报道有建构拟态环境的功能,战争隐喻构筑的媒介环境对人们心理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此外,古典修辞学认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暗含劝服功能,其中必然隐含的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也并不深入;而结合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来看,战争隐喻所具有的劝服功能应当与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具有调和性,这一主题在既有研究中也未见深入挖掘。总之,现有研究中战争隐喻的功能与新闻报道的功能没有实现较好的结合。而提到战争隐喻的弊端时,相关研究提到隐喻的片面性,但对作为隐喻原形的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政治性剖析得不够充分。笔者结合认同修辞来阐述战争隐喻对社会心理的作用,将两种修辞方互为补充,来观照该类修辞的社会治理功能。

       (二)认同修辞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伯克新修辞学中的认同修辞将“认同”作为话语的主要功能。肯尼斯·伯克并非否认古典修辞学宣称的“劝服”功能,而是把修辞所具有的规劝的目的性弱化了,事实上,“认同”也是指向“劝服”的,只不过是一种作用于无意识的机制。新修辞学弱化了语言和修辞进行信息传递的工具性,强调其在交流中的社会性。认同修辞包括三种策略,即“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与“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其中“对立认同”指的是双方由于有共同反对的事物而结成同盟,认同的来源是共同的对立面;同情认同则是通过某种共鸣产生的认同,认同的来源是共同的情感经历、价值判断等;误同指的是意识中一种幻觉式的投射,将两个实体的属性不自觉地等同起来。[9]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涉及伯克新修辞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运用,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且以演讲的认同修辞策略分析居多。演讲具有极强的说服色彩,国内的伯克新修辞学研究侧重演讲语篇,表明大多文献仍将修辞作为“劝服”的手段去研究,违背了伯克修辞认同理论提出的初衷与偏向。此外,国内相关研究几乎没有应用于新闻语篇的分析,事实上,伯克认为修辞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符号,是语言的本质属性[10],更何况新闻报道在发挥社会功能时,语言符号的第二序列意义已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在社会功能方面(尤其对主旋律的弘扬上)是有隐藏的“同一”指向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古典修辞学中的战争隐喻和新修辞学中的对立认同在“制造对立面”的方式上达成了修辞策略的内在一致性,只不过前者通常使用显性的文字符号直接标志出原始域,是显然的比喻,后者则是通过叙事过程中的对立逻辑来达到“同一”的目的,是隐藏的话术;另外,两种修辞都是通过分裂来达到一定程度的联合。无论手段与目的,二者都有一定的可调和性。

       本研究认为认同修辞可以一定程度辅助与深化战争隐喻的内涵。基于此,拟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战争隐喻的具体呈现作为修辞分析的切入点与落脚点,通过认同修辞辅助战争隐喻,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新闻话语的修辞策略。本研究的问题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如何经由新闻报道语篇的战争隐喻修辞建构与呈现的?此种呈现策略对现代化治理有什么意义?使用战争隐喻来实现特定事件的协同治理,其中的治理逻辑是什么?在凸显治理功能的同时是否有所遮蔽与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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