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变革中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调适

作 者:
黄金 

作者简介:
黄金,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新闻记者

内容提要:

新闻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组织变革的反应是影响媒体融合进程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一家实施媒体融合变革的城市日报集团员工作深度访谈,并采用扎根理论,建构出媒体融合组织变革与新闻从业者变革反应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媒体组织融合变革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定义、角色权利、角色效能和角色资本产生系统性作用,从业者的变革反应亦是对其在组织内新角色、新脚本调适成败的结果。由于个体与组织的互构性,新闻从业者在这场媒体融合变革中的角色调适面临相似的困境。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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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1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它被学界认知为一种媒介规制、媒介传播、媒介经济的变迁,也被视作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与角色转变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在社会组织视角下探讨媒体所遭遇的内外部压力,而较少从组织结构视角呈现媒体内部个体与组织变革关系的张力。媒体组织是新闻生产的载体,媒体组织结构的建立、维护与调整,要符合新闻生产关系与新闻生产流程的创新需求。跃迁式的组织结构变革是难以实施的,在实践中并不会按照管理者设想的变革路径自行实践,很多媒体融合的组织内常常遭遇文化抗争和行为复旧等困境。

       组织科学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围绕着组织变革与发展形成了一个颇具挑战的研究领域,通过来自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工业工程甚至系统工程等学科诸多学者的探索与努力,逐步建立了关于组织变革的研究视角、方法和主题的科学体系(高静美等,2010)。本文认为,组织变革理论能为媒体融合研究提供基于上述多学科的理论借鉴,考察媒体融合情境下的组织变革及其员工的变革反应,亦能为媒体组织融合进程的复杂性提供一种新理解。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关于组织变革与组织成员的变革反应研究

       实践中组织变革(organizational change)已成为企业的一种常态,结合鲍曼和迪尔两位学者总结的组织重构四大视角——结构视角、人力资源视角、权术视角和象征视角(鲍曼,迪尔,2005:22),组织变革被理解为组织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及时对组织中的要素(如组织结构、人力资源、工作方式、组织文化及技术等)进行调整、改进、革新以不断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过程。在管理学中,组织变革由四种因素构成,分别为:变革情境、变革过程、变革内容与变革结果(Armenakis & Bedeian,1999)。

       组织变革最终会映射和反映到每一个个体成员身上,员工对组织变革的反应成为影响变革的重要因素。员工的变革反应及其变化可以划分为变革支持、变革沉默和变革抵制,以及由这个连续统一体所演化的正向、负向变化(杜旌,2013;曹晓丽,樊伟芳,2019)。员工通过图式(schema)来有效地认识和解释变革的内涵,从而形成对变革的认知(Lau & Woodman,1995)。由于变革认知的个体间性,导致相同的变革刺激对不同的员工产生不同的变革反应。员工对变革的反应是由其感知到的变革情境、组织在变革过程中的行为、变革内容,以及变革结果所共同决定的。这些决定因素之间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存在一定联系(张婕等,2013)。员工的变革反应影响了其变革行动,最终由员工的变革行动推动组织变革的结果,因此改变、引导员工的变革反应成为提升组织变革成功概率的关键问题。

       在变革组织的本土化研究中,对于变革的可接受性问题、个性化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则极为有限,对于变革中员工的地位研究不足(高静美等,2010)。加之西方主流管理学指导思想的影响,相关研究更需要在中国情境中检验组织管理理论的有效性,才能对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有切实贡献(王霄,李芸,2018)。在实证研究中,本土文化因素对组织成员的变革认知及变革反应的影响有待检验。此外,管理学视角一般有意淡化变革组织的行业特征而关注共性问题,对媒体组织变革的个性未有呈现。

       (二)媒体组织变革与从业者变革反应研究

       新闻研究的组织路径主要受其援引的社会学理论资源的影响,大多关注媒体组织的稳定性。如20世纪70年代甘斯对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呈现出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过程,研究焦点是结构性的,而并不太讨论数年间新闻活动所处的社会情境变化(白红义,2020)。媒体组织被概括为“新闻工作的社会组织”,“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以一种日常惯例来帮助新闻生产得以“驯化”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陈阳,2018)。21世纪以来,新闻业观察者们和研究者们开始研究新闻业的创新(innovation),重新审视媒体组织内外两个层面的“不确定”特征(王辰瑶,2020)。如Lowrey和Woo探讨了在应对数字时代的不确定时媒体组织会在多大程度上来加强编辑部与商业部门的合作,从而维持其新闻制度的合法性(Lowrey & Woo,2010)。

       由于新闻创新研究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与第一代新闻民族志研究不同,需要有新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范式的引入(白红义,2017)。新兴的新闻民族志研究强调新闻从业者作为个体行动者在组织结构中的能动作用,以及对新闻常规的构建作用。如Steensen认为在先前的研究中个体行动对于在线新闻编辑室创新过程的决定性被低估(Steensen,2009);Ryfe的研究发现从业者并不会被组织变革中的工作常规和价值观所驯化,反而受到了习惯、投资以及对新闻边界定义的拉扯(Ryfe,2012:22);Usher对《纽约时报》的田野研究则记录了其从记者个人的新闻实践以及记者在新闻编辑室的共同经历中观察到的新兴的新闻价值观(尼基·阿瑟,2019:28-34)。新闻从业者身处变革情境之中的职业认知转变也得以呈现,Grubenmann等研究了在线新闻编辑室中发展出的新的记者角色(Grubenmann & Meckel,2017)。这些研究尽管呈现了新闻从业者个体应对媒体组织变革的反应,但仍然是基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与管理学关于组织变革的结构视角相近,强调的是组织变革的目标、专业化的角色和正式的组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组织科学基于心理学发展出的人力资源视角、基于政治学发展出的权术视角,以及基于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象征视角(李·鲍曼,特伦斯·迪尔,2005:14-21),可以给媒体组织变革研究引入多种分析框架,超越单一视角下的有限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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