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在1974年《新闻史》(Journalism History)创刊号引发的新闻史研究革新讨论几乎绵延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整个美国传媒史研究(Erickson，1975；Marzolf，1975；Atwood，1978；Stevens & Garcia，1980；Nord，1988，2006，2016；Nerone，1993，2010，2011；Bauer，2018)。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的反思争鸣已然不少(Kobre，1945；Schramm，1957；Farrar，1972)，但凯瑞的“新闻文化史”路径由于切合了年轻世代学者的“反叛”精神、社会科学整体的语言学转向等，而成为不断被引证的经典(canon)和理论对话的对象(Hardt，1995：1-29；Nord，1988；Nerone，2011)。虽然与大卫·诺德(David Nord)、约翰·尼禄(John Nerone)等同为凯瑞命题的后续对话者，但汉诺·哈特(Hanno Hardt)又因其德裔身份、鲜明的欧陆学术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有别于他人。取法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哈特希望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重新建构以新闻劳工(newsworker)为中心的新闻史。与E·P·汤普森(Edward Thompson)(1963/2001)的做法类似，他也重新界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论述，强调作为阶级(class)的美国新闻劳工在形成过程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出新文化史和文化研究“强文化范式”的理论特色(亚历山大，2003/2011：10；俞金尧，2011)。 进而言之，本文认为，哈特不仅认同凯瑞(1974)对旧新闻史学线性进步叙事、专注白人精英、忽视底层和性别种族等弊端的批判，而且指出这种历史叙事从本质上忽视了阶级问题。旧史学从统治者或管理者的视角，抽象地、脱离时空地强调技术、经济等物质力量给传媒业带来的变革，盛赞现行体制的伟大成就，而忽视了处于无权或少权的新闻劳工的真实历史处境。在他看来，以普通记者、编辑等专业新闻工作者为主体的新闻劳工面对着技术冲击、资本强势等工业化现实时不得不进行抗争、反击乃至妥协。正是在这种与他者的关系中，新闻劳工的阶级观念才逐渐团结、凝聚、融合，进而形成了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新闻劳工阶级。阶级的形成如同汤普森(1963/2001：1)所言，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关系，“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而是“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真实的美国新闻史，应当是言论自由发达史和新闻劳工阶级萌芽、成长、斗争史两者的相互激荡和交融，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995/2009：50)所言的动态的、曲折的、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而非单线的、直线向上的进步的历史。 这种威廉斯式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是哈特学术思想的灵魂。但哈特并不满足于新闻劳工史“内向”的组织管理视角的考查，而是以此为中心，延伸到新闻业与商业、政治等其他社会力量关系的文化史研究。而这，被哈特认为是对凯瑞命题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之目的，亦在分析哈特如何将这一逻辑运用到对当代美国新闻史研究的批判与重建中，进而讨论批判的历史研究在哈特学术思想中的位置。对于这一进路，哈特的学生邦妮·布伦宁(Bonnie Brennen)有所论及但并未详言(Brennen，2004)。本文并不否定以往研究对哈特“批判的传播学者”(何道宽，2008：2；Splichal，2012；Brennen，2012)的定位，而是试图从其新闻史观的角度进一步使之立体化。借助于哈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论文(Hardt，1988，1989a，1989b，1990，1992，2005)，辅之以他和布伦宁编辑的《新闻劳工：普通民众的历史》(Newsworkers:Toward a history of the rank and file)，本文将首先讨论哈特对旧新闻史学的批判，接着分析新闻劳工史成立的逻辑及其意涵，进而剖析哈特如何理解新闻劳工史与新闻文化史的关系和如何展开个案研究，最后从整体上理解传媒史观在哈特学术思想中的位置。 二、“去政治化的政治”：旧美国新闻史中阶级的缺失 历史经验表明，史学危机往往就是当下的危机(布洛克，1949/2019：31)。美国新闻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危机亦无法回避历史叙事和现实经验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一方面，当时的美国外有苏联的军事压力，内有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冲突与矛盾是现实的直观感受和主要特征。但是大到古巴导弹危机、黑人民权运动，小到新闻编辑室内的矛盾冲突，旧史学的自由民主胜利框架都无法予以合理解释。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越发感到传统叙事的贫乏无力，希望重新发现历史来理解乃至变革当下。另一方面，行政和商业的研究取向日益入侵大学导致了学术独立自由和人文主义传统的衰败，新闻史乃至新闻学亦日益受到商业导向的传播学的挤压甚至吞并。很多平民出身的年轻世代学者不满于此种权力和金钱的弹压，遂引发了对旧史学的批判和人文传统复兴(Carey，1991)。 虽然都认识到现实矛盾的尖锐性，但是这些年轻学者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和方案却是不同的。凯瑞(1974)、诺德(方晨，2020)和尼禄(2013)主张回归芝加哥社会学传统或者殖民地时期的村镇民主来解决现实危机，但哈特却指出他们都没有跳出固有视域，未能认识到传统新闻史的弊端其实是实用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产物(Hardt，1989a)。在他看来，笼罩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对于新闻史书写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去阶级”。实用主义拒绝任何超验的知识，强调“有用即真理”，以实践的结果来评判真理与否，从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容易认同进步改良、物质决定论和进化论，从而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和一定时期的激烈性。那么，新闻史书写势必会显现出凯瑞批评的如下特征：认可历史发展的线性进步规律，坚信社会改良；追逐技术发展及其给传媒业带来的诸多神话；忽略那些从结果上看弱小、边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