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21)01-0046-11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大众传媒兴起的背景下诞生，并于20世纪下半叶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建制。然而，传播学在问题域和方法论上较为杂糅，加之传播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不足，这些要素都阻碍了传播学的深化发展与理论创新。尤其因为传播学本身是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研究范畴和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学科多有重叠，这种拥抱多元话语的开放性姿态，也反过来形成了对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质疑和挑战。对此，克雷格(Robert T.Craig)在1999年写成了著名的《作为领域的传播学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一文，他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应只将传播学作为各种理论在运用层面的演练，而是应当把传播学的模式作为建构性的元模式(the constitutive metamodel)，使传播学本身成为不同理论学派以传播问题为中心进行“辩证对话的领域”(a dialogical-dialect field)。沿着这一中心思想，他提出，在这个辩证对话的领域内，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等学说可以彼此激发，围绕传播学的主要议题，进行理论的相互挑战和融合。[1]以此为前提，本文试图讨论，符号学之于传播学学科本身的意义何在？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已经非常丰富，而两者之间的联结到底有何基础，能够对传播学本身的发展起到什么促进作用，其未来的发展可能如何，是本文旨在探索的主要问题。 一、作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符号学 传播学对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之借镜，对于学科的自身整合有何益处？在《作为领域的传播学理论》一文中，克雷格提出了传播学自身发展的四大要点：第一，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者们尚未找到超越目前割裂的、单独的传播学实践的方法，因此，传播学未能形成整一性的研究领域。第二，传播符号学的潜力不是通过某种统一的理论来实现的，而是在一个辩证对话的学科矩阵中，通过一系列(尽管是可争辩的)但却是共识性的假定来实现，以确保传播学理论的不同传统中富有生产力的讨论。第三，通过使用建构性的传播学元模式，来开启一阶的理论模式可以互动的概念空间，传播学理论作为理论的元话语与日常生活的实践元话语在其间建立富有成果的关联，以发展出一个学科矩阵。第四，基于这些原则，对传播学理论之多学科传统的探索性重建，可以由七种将传播学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理论化的替代性语汇构成。[1](PP.120-121) 何谓“建构性的元模式”？首先，这样的模式将传播研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去讨论，考察的是意义传播的建构性过程。其次，传播学理论是“反身性的”(reflexive)，它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但是反过来可以作用于日常实践，甚至改变日常实践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理论和实践是“互构”(mutually consitutive)的。再者，尽管传播学研究对其他领域的理论保持着开放性，但只有从传播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实践时，所运用和再阐释的模式，才是对传播学研究本身有意义的建构性的元模式。在此基础上，克雷格提出，应当将其他领域的理论作为一阶的(first order)的理论和模式，将其和传播学的实践研究相结合，并以传播学的理论和话语作为二阶的(second order)的元话语，来讨论和检验这些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可建构性。在此框架之下，尽管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和社会心理学的模式有着相互排斥和矛盾之处，我们却可以在传播学这个辩证对话的领域内对其进行整合和重构。而对符号学之于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克雷格一言以蔽之：符号学“将传播作为通过符号的交互主体的调节”(intersubjective mediation by signs)[1](PP.125-126)。 符号学主要处理的是意义的呈现、再现与传输，以及主体之间的意义缺口是如何通过共享的符号系统来部分地填平的。从洛克(John Locke)出发，符号学理论经由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皮尔斯(C.S.Pierce)等人的发展，融合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论：尽管符码、信息和媒介的关系越来越被强调，但符号学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仍在于符号与其使用主体之间的意义调节；因此，符号学之于传播学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为符号如何在主体间产生意义和误解，提供语言和文化结构上的透视。[1](PP.125-126)这一看法，无疑和首位将符号学正式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费斯克(John Fiske)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符号学将传播视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它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2](P14)因此，符号学关注的是传播的符号和文本如何在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运行。符号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必须以传播现象和过程为对象，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建构中，对传播学的理论模型和关心的议题，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