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哲学课程。《实践论》是根据讲课提纲整理的《辩证法唯物论》中的第2章第11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节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内容修改、完善，以及多次文字的细微处理，《实践论》从此独自成篇。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其他一些章节相比，《实践论》这一节内容详细、充实，具有较完整的逻辑结构，成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从1937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实践论》在内容方面的一些变动主要体现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及《实践论》多次出版的各个版本中，通过研究这些不同版本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篇著作折射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演变。与此同时，《实践论》一经问世，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因此，对其进行版本考证以及国际传播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论》的产生及其版本演变 (一)《实践论》的创作背景及理论基础 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诞生是建立在对过去错误路线的批判基础上的，毛泽东为此也作了长时间的理论准备。 1.《实践论》是毛泽东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1]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即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理论准备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不足，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对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及革命态势的紧急变化缺乏有效应对策略，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致使中国革命屡遭惨重损失。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又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复杂态势中，国内外各种矛盾相继产生，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面对这些复杂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路线，以期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教育全党、武装全党，统一全党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实践论》就是毛泽东从哲学理论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教育党员、提高全党理论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代表著作之一。 2.《实践论》的诞生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人艰辛的实践探索和毛泽东大量理论准备基础上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始终是将其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致使中国革命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遭到严重失败的考验。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实践基础，毛泽东为此也作了大量理论准备。 早在1929年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期间，毛泽东就向中央写信，请求中央将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党内出版物寄来，用以提高党员理论常识。[2]长征途中，毛泽东想方设法收集和阅读马列著作，1931年红军打漳州时意外收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都是毛泽东随身携带、反复阅读的马列著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因环境稳定、条件改善，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精力来读书，特别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了十几种哲学书。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他在1936年10月访谈毛泽东时碰到的一件事：“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3] 除了阅读，毛泽东还写下了大量批注，有的是对原著的精辟概述，有的是表达赞同的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和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作的发挥。[4]其中，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空白地方写下近13000字的批注。毛泽东还在米丁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等书上作大量批注，并评价《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9月，他在读完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后写信给作者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5]112 这期间，毛泽东还继续收集并阅读了《资本论》《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等马列著作。到1937年4-7月在抗大讲授哲学课程时，毛泽东已经能娴熟地运用马列著作中的一些经典论断来佐证和阐述他的思想理论了。仅《实践论》部分即引用了5条马列著作中的原文，还有3处是对原文的重新表述，这些内容分别来自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