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地位和重要性都非常特殊。其地位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开创性发展与独特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问题的全新视野和问题域。其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发展战略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与《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共同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高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道路和总体布局、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极具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特质和理论自信的“大战略”。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创立60多年来，学界对该学说以及创立该学说的标志性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文简称《正处》)的研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观。从整体上看，学界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确的主题意识和学术旨趣，但在系统性和深度上还存在一定的整合空间。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除了集中于《正处》的文本和思想、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本身之外，还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战略的提出，学界围绕这些战略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内在联系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体现了理论研究的自觉性和一定的学术担当。不过，从当前能够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凸显并明晰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和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独特问题意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大战略的演进，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理论特质与思想品格。 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与问题意识 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创立过程的考察，应当建立在对该学说进行宏观历史把握和恰当理论定位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够仅仅从概念(或术语、词语)提出时间的早晚来确定该学说发明创制权的归属。①虽然概念的提出有可能为学说创立提供思想资源或铺垫问题意识，但从根本上来说，概念能否真正成为学说的起点还要看提出者对这一概念所指称的现象或问题是否形成了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阐述、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影响了学说的创立。 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而言，需要联系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系列有关国际事件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有关思想背景，才能够对其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和把握。从历史背景来说，国内方面，主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形成了迅速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历史契机和态势，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通过《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对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回应，《正处》在其着重探讨的十二个问题②中延续了《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意识，并没有局限于对具体类型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国际方面，随着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揭露，客观上形成了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破除迷信苏联模式的思想解放浪潮(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揭了盖子”)。从思想背景来说，《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与创立，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系列核心问题意识的继承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则比较缺乏相应的思想理论资源。综合上述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题的继续探索和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进行结合，从而提出了具有中国思维特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推动中国社会从革命主题向建设主题过渡、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维的转变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准确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探索，凸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矛盾的战略把握和鲜明的问题意识。 在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过程中，为了推动社会形势和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化，毛泽东特别注重思想动向的问题③，把握这个思想环节对于理解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过程和问题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理解毛泽东这一时期为什么特别注重从思想动向的角度来观察当时社会形势和政治生态的演化，才能够避开研究中出现的一个误区，即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着力点从关注思想动向转移到忽视物质利益矛盾上来，认为毛泽东不重视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一视角实际上具有很明显的优势——因为《正处》的提出和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转变当时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把执政的目标和重点放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那么从思想动向的角度人手可以较为便捷和直接地解决问题。但是在当时社会普遍缺乏充分的法治意识的情况下(虽然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上强调了人民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当整风的路径选择从关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毛毛雨”)转到开门时，很容易违背《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力图实现从疾风暴雨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向说服教育小民主转变的战略意图，再次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生态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整风转向反右再转向反右扩大化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因为《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所致力推动的这种战略转变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还没有成为自觉的共识，所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才要四处吹风做宣传。④考虑到这一时期的相关探索缺乏相应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探索，也就无法要求毛泽东等当时的主要创立者群体具有充分的理论供应了。⑤ 分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思想语境出发，把这一学说的主要文本作为考察的中心和重点，分析其内在的思想结构和问题意识；二是把60多年来学界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研究作为切入点，考察学界的研究中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的分析和呈现，辨析、澄清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呈现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 作为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标志性文献，《正处》系统总结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这就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主要文本。不过，在阐发问题意识中的重要思想元素时，仍然需要把这一时期战略探索的标志性成果作为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来把握，还需要结合《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等重要历史环节和相关文本才能够尽可能清晰地呈现问题意识的思想结构和演化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