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留学抱有很高热情，也曾制定了留学计划，但在多次调整及延迟后没有付诸实践，这与他对留学问题的独特认识有关。在毛泽东看来，留学的根本目的是寻得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否留学、何时留学及去何处留学都与此相关。中国立场构成了毛泽东留学观的一大亮点，也成为他思考中外文化关系的基本范式。 一、青年毛泽东以“中国立场”为核心的“大留学”观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留学理念可以“大留学”观概括之，这一提法见于1920年3月14日他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476在现存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大留学”的说法仅见于此，但此前他对留学问题已有很长时间的关注，“大留学”观可视为这一思考过程的最终结果，其内涵可概括为世界视野、主义导向和中国立场。 (一)“大留学”观是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 在一般意义上，毛泽东是赞成留学的：“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1]476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很受触动，并“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2]106，使他有了初步的世界视野。1915年，毛泽东在致同学湘生的信中对康有为的一句话颇为推崇，“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1]8，已有了汇通中西的意识。同年9月，毛泽东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及读史心得，“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1]22，已有了中西互鉴的思想自觉。 这种世界视野成为毛泽东留学的初始动力。1917年3月23日，尚在一师求学的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谈及了自己的留学计划，即先在国内从事三年教育，“过此即须出洋求学”[1]89。萧子暲在1918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提及毛泽东曾有过留日的想法：“二兄(萧子升，笔者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民学会简章。二兄意名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3]661920年，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又有了留俄的想法：“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1]476直至1921年9月，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毛泽东仍有着留学打算，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的调查表》时，他写到“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4]476。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组织了新民学会的留学活动。1918年6月，学会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3]5。学会在1920年1月的年会上讨论发展方针，多数人主张“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毛泽东站在了“改造中国及世界”的一方，并在同年2月致陶毅的信中写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3]59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欧阳泽信中提及学会的发展方向，大力提倡世界主义，“我以为固然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3]146。毛泽东进而认为，学会在留学问题上应做统一规划，“我们同志，应该分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465。对于学会骨干集中留法的情形，毛泽东颇有微词：“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很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1]465 在中西文化碰撞及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下，世界视野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自觉，这种时代背景可以解答毛泽东留学的热情。而从新民学会发展的长远考虑，他十分强调会员留学地理分布的均衡，体现了其世界视野的彻底性。 (二)“大留学”观具有明确的主义导向 毛泽东在思考留学问题时，选择何种主义是贯穿始终的隐性线索。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毛泽东起初是以“本源”或“大本大源”指称最高真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1]85在接触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后，“主义”逐渐取代“本源”成为毛泽东寻求真理的代名词，“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554。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青年毛泽东对主义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5]1468在不同思想之间的辗转迁移，也是他不断对留学计划作出调整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起初的留学目的地是日本。近代日本因变法致强，对国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日本在数十年前固无赫赫之名于世界，而竟一战胜我，则明治维新有以致之”[6]22。毛泽东就学于东山高小时，对日本就有了朦胧的兴趣：“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毛泽东还从他那里学到了一首名为《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曲，“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2]100。毛泽东最初的政治偶像梁启超、孙中山也都有过东渡日本的经历，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时提议“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2]102。 在东渡日本以求自强的潮流中，毛泽东应考虑过留日问题。据罗章龙回忆，1917年冬即有人提议留日，“瞻岵(何叔衡，笔者注)率先提出会员留学东瀛路线，经过讨论，群谋佥同，决定由我先行，其他人俟得我回讯后，再继续出发”[7]6。毛泽东题《送纵宇一郎东游》赠予罗章龙，其中有“洞庭湘水涨连天，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等诗句，可知他对留日一事颇为激赏，萧子暲日记中提及的“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是确凿无疑的。直至1919年8月，好友罗学瓒致信毛泽东，仍极力推崇日本思想之先进：“日本近来于社会新学说，有许多分科研究社，并共出有杂志至四五十种之多……盖中国之新潮，完全自日本输入，尚不过得日本十分之一二耳。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3]69从此信的上下文看，罗学瓒明显有鼓励毛泽东赴日留学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