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20)05-001-10 从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乃至人类历史发展坐标上重要代表人物的角度看，毛泽东确实超越了特定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产生了恒久性、普遍性影响，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符号与理论资源。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而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史诗般巨大变革，“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正清语)影响了占人类人口总数1/4的中国人的生活、发展之轨迹，并且在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仍然对当代中国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影响；从横向的空间角度而言，毛泽东的影响更是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而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他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成功以及“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构成了广大亚非拉后发国家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发展的“精神寄托”；他晚年关于文化霸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部署与深刻忧虑，在20世纪60年代又跨越了大洋的阻隔而深刻影响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体制运动，甚至在当代西方新“左”派那里，毛泽东本人已然演化成一种抵制资本主义秩序与全球性话语霸权的政治象征与理论资源库。以“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作为载体而呈现出的毛泽东的革命话语、政治修辞，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甚至提供了一个开放性解释空间，提供了一种表达抗议、中介、释放和民主的真实可能性[1]。 然而，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他的认识与评价却似乎呈现出某种程度“无解”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在对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性实践问题上更呈现出争诉不断的态势。甚至随着毛泽东时代的愈行愈远，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正呈现出愈加模糊的特征，不同主体基于不同诉求正在“重新发现”毛泽东。正如国外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尼克·奈特(Nick Knight)所言，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符合自身需要的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由毛泽东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且也因为后人对毛泽东感兴趣的原因的多元性与易变性[2]。关于如何认识与评价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构成了目前毛泽东评价问题争诉不断的核心议题。毛泽东晚年的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复杂多元的历史遗产，其中既有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基本工业化体系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理论探索等创举，也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动“文革”等灾难性后果。对此，有学者将其喻为“两份历史遗产”[3]。上述两份历史遗产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总结。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已经为如何正确对待上述历史遗产做出了基本的原则界划，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格局。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性实践这一“老问题”，却面临着“新争议”，社会舆论与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潮与观点，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晚年的全盘否定与激进主义思潮对毛泽东晚年全盘肯定的两极对峙。上述错误思潮严重混淆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极大影响了进一步深入推进全面改革共识的凝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在科学认识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础上，对当前研究中出现的两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性回应，以期尝试为深入推进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性实践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与学术规范。 一、重视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研究的多重意义 如何认识与理解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构成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重要环节，甚至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与态度可以直接折射出关于毛泽东的整体性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是一笔宝贵而复杂的历史遗产，如何总结、吸收与继承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关于这笔历史遗产的复杂性，毛泽东本人在生前就有所感悟，他在晚年曾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将自己的一生归纳为干了“两件事”，并且对后面一件事(发动“文革”)的“遗产”如何交接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与不安①。毛泽东逝世之后，在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探索的问题上，当时确实存在“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两种观点的紧张对峙性状态。面对上述复杂情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应该说，1981年通过的“决议”确立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基本原则——“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术界在关于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性实践的研究上，基本上遵循了上述理论原则，并且在“宜粗不宜细”精神的指导下进行了相关理论探索。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评价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的问题，又一次被置于社会舆论与学术话语聚焦的中心。在此背景下，一些错误的思潮亦有抬头趋势，并且其中的许多错误论调都直接以毛泽东晚年实践为理论靶向。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错误思潮，其中存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我们以往研究中关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注不够、研究不深。正如有学者所言，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不足，是造成当前毛泽东研究中各种歪曲、妖魔化毛泽东错误思潮泛滥的主要原因[4]。因此，对于系列错误思潮的科学回应，除了首当其冲地表明正确的理论立场之外，真正强有力的理论批判还应当在学术化研究的路径下加以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必须通过扎实而严谨的学术化方式对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展开相关研究，因为推动这一研究具有如下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如何评价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试金石”。认识与评价毛泽东是一项复杂的议题，其中存在的困难与障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本人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对认识评价毛泽东的主体之知识结构、经验结构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二是评价毛泽东过程中所夹杂的情感利益纠葛与政治考量，增加了评价的困难与障碍；三是当前社会历史发展境况与毛泽东时代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及其造成的“陌生化”与“疏离感”，使得对毛泽东的认知与评价产生了极大挑战。如何认识与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复杂命题，因为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情感、利益以及理论偏好，都可能对此有不尽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判断。正如国外有学者曾用“棱镜”来比喻毛泽东历史遗产的复杂性，这种观点认为，最近的过去与现在的变化造就了一个可以折射出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棱镜，一旦棱镜转动，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衡量不同研究主体如何评价毛泽东，除了在一般意义上洞察其理论立场、逻辑展开、具体结论外，直接看其如何认识与评价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这一问题为主轴不失为一种较为简单明了的切入方式，这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所共同催生的。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体性实践进程，尽管从1956年之后中国才开启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但社会主义始终构成了毛泽东革命与实践的主轴，他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最终意义上也不外是为了导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5]。二是在毛泽东的总体性理论与实践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探索占据了最为重要的部分，其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也更为重要。三是关于毛泽东认识与评价的争议，主要聚焦于如何理解其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性实践。行笔至此，笔者不禁想到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的一席谈话。齐教授认为，看一个人对当代中国持何种态度，直接从其对于毛泽东的态度中就可以折射出来[6]。不妨沿此思路继续向下推进，看一个人对毛泽东持何种态度，直接从其对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的态度中便可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