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根据地并形成了区域性的革命治理模式。财政金融在这套革命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非同寻常。毛泽东曾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①1949年9月长期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道：“四年来，财政工作在支援解放战争上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财政任务的完成，东北的全部解放，是经过很多困难的，假如没有财力、物力的合理供给与使用，即难以发挥战斗力量。战争的迅速胜利和财政工作是分不开的。”②他们的论述不仅道出了战时财政对于战争供给保障的重要性，而且提示了根据地财政金融一体两面的特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着政权建设，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财政金融机制。在这套机制中，财政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金融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地的财政金融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兼顾了财政与税收、财政与金融、财政与银行，较好地解决了战时革命政权的税收、分配、货币发行等问题。其间虽然也出现过诸多问题和挫折，但中共勇于面对困难和错误，积极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国情的道路。 长期以来，学界对根据地建设与中共革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比较明显的是，学界对根据地建设中的党、政权、政治路线、军事等关注较多，对财政金融则相对关注较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财政经济史料的整理出版③，为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得益于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及整体学术氛围的改善，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得到长足发展④。近20年来，一些通论性著作相继出版，如冯田夫与李炜光合著的《中国财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姜宏业的《中国金融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这两部著作分别对苏维埃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的财政史与金融、货币史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各个根据地的财政史、货币金融史专著也陆续推出⑤。 从学术论文的发表状况来看，以“根据地”“金融”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2004年以前，可检索到的论文每年均在20篇以下；自2004年突破20篇，之后迅速增长；到2011年突破50篇，至今一直保持在每年50篇至90篇。有关根据地财政的研究也是如此，以“根据地”“财政”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2000年以前可检索到的篇目通常每年在20篇之内，此后稳步上升，到2015年一年即达到123篇。从这些数据可见近20年来学界对于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问题的研究在逐渐升温。 基于此，本文以学术论文为主，对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的研究状况作一学术回顾，希望通过梳理既有研究，为寻找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路。 一、财经制度、政策及财政收入 21世纪以来，学界围绕根据地的财经制度和财经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制度肇始于苏维埃时期，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区的中心，其制度设计和建设相对其他根据地更为完备。有学者分三个阶段梳理了中央苏区财政体系的构建过程，具体而言，即从建立统一的预算决算制度入手；建立完善划一的税收制度；建立会计制度、国库及国家银行制度、关税制度和审计制度。中央苏区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便基本完成了财政体系的构建⑥。该学者还考察了苏维埃时期鄂豫皖根据地财政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认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逐渐开始克服“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经营模式，转而以经济建设作为财政来源。虽然战争环境险恶，但是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通过统一财政的努力，建立起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为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和科学化奠定初步基础。⑦不得不说，苏区时期财政经济制度的建设，只是简单勾勒出了一个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远未达到正常和良性运转的程度。 抗日战争时期，为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颁布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税收等一系列经济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经济法规体系。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和梳理，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是中共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充分体现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⑧。有学者从资产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讨抗战时期中共的财政金融管理制度，指出抗日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包括统筹统支、预决算、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管理、粮食管理等在内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制定了严格的惩治贪污措施，并积极予以落实，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⑨。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随着中共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政府逐渐提上日程，相应地，建立一套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财政经济体系和制度也成为必需。有学者具体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中央统一财经的历程：从1947年3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到1949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再到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统一全国物资管理、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在梳理这一过程的基础上，指出这是一个财经体制由分散经营向集中统一过渡的过程；统一财经的实施是金融物价稳定的重要转折；统一财经是一个历史进程，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⑩在中共中央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后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两者均简称为中财委)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适应各大解放区财经统一的需要，顺利实现由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采取的一项重大组织措施。有学者从中财委机构的前身、成立过程、组织构成、工作机制的确立四个方面梳理了中财委的来龙去脉，指出中财委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组织实施中共中央、政务院一系列重大财经方针和政策的重要领导机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