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2，D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0)06-0005-16 现代主流的民族国家结构起自欧洲，当它以强大的实力寻求拓展外部空间的时候，便对后起现代民族国家构成极大压力。这样的压力，既有国家间致力争夺经济资源的压力，也有国家间全力发挥国际领导力的压力。两种压力叠加到极致，常常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消解。因此，战争成为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强有力之手。中国是后起的民族国家，同时是自有其悠久传统的家国天下建制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试图转型为民族国家，将接受更具挑战性的结构转变。自晚明以降，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变。起始阶段是文化碰撞与经贸冲突，到晚清阶段终于酿成中外的频繁战争。战争逐渐将中国推向由国际条约体系塑型的民族国家：截止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以战败国的身份被动接受国际条约体系，被动卷入民族国家体系；两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以战胜国身份进入国际社会，由以作别被迫订约的历史，获取国际修约与订约的自主契机，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民族国家的自主定位。 一、两次世界大战重塑中国 中国的民族国家历程，始自晚清，成于民国。在这个不算短暂的历史时期，中国从一个老大帝国，艰难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化之大、之惊心动魄、之艰难曲折，令人兴叹。在中西交通逐渐拓展的进程中，中国被卷入一个由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漫长过程，经历了一个由不冷不热的文化社会交流，到冷漠的杜绝西方经贸请求，①再到战争之手强力推开中国大门，将中国逼入民族国家轨道的艰难转型过程。 这段转型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晚明到清中叶，中国以老大帝国的强势表现，在遭遇民族国家的世界史早期拓展之际，以固有的中央帝国、中华帝国姿态，固守传统政经模式，拒斥兴起与兴盛阶段的西方国家改变中国的要求。这种拒斥，在晚明阶段是文化社会意义上的，在晚清阶段则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前者的现代意涵不强。因为来自西方的交流者，基本上是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但经此过程，中西文化社会上的不同发展模式已经呈现出来。后者的现代挑战性极其明显。因为来自西方的使者，代表的是国家首脑，诉求是中国打开国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贸往来。在资本全球化的现代进程中，以先发的英格兰启动了它广被全球的进击性过程。虽然清中叶皇帝仍然成功拒绝了经贸往来的西方请求，但悲壮的现代国运由此注定。前者的西方代表人物是利玛窦，中国的代表人物是万历皇帝；后者的西方代表人物是马戛尔尼，中国的代表人物是乾隆皇帝。前者的标志性事件是利玛窦呈送明皇的精巧工艺制品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致，但基督宗教获得的呼应不强，西方科学的流播不广；后者的标志性事件是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的通商、驻使请求。不过中西第一阶段的接触，虽然不能说发挥了推动中国现代转向的动力作用，但至少没有酿成直接的悲剧性后果。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对“现代”缺乏应有的认知，更缺乏起码的转变意愿，预制了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后果。不过中西方并未在第一次相遇之际发生直接和正面冲突。 第二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战争成为中外交往的常态。在交战中屡屡失败的中国，被迫接受各种和谈要求，并被西方和西方化国家强行纳入国际条约体系。这段历史为人熟知，仅需简单罗列即可：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及因此缔结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接受英方的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要求。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一系列被迫让渡国家主权的国际条约，如《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通新的口岸。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退出越南，宗主国地位不保。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不敌日本，失去藩属国朝鲜，宗藩体制彻底瓦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中国失权最严重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国家对内维护秩序、对外抗拒侵略的两种功能基本丧失。正如王尔敏所指出的，“今日之世界现势，是由16世纪以来欧洲列邦扩展国力所形成的一个世局。今日的国际关系体制，实是欧洲列邦均势棋局向美、澳、亚、非各洲的势力延伸。新大陆之美洲、澳洲，旧大陆之亚洲、非洲，林林种种，大小列邦、千百族类，承受西力冲击，亡国家灭种者亦以千百计。能非人类中之巨大悲剧？现世大局形成，能幸存于世者尚有几国几族？人们很自然被定类别，或全部沦亡，或降为殖民地，或受托管，或充其量做人之保护国，岂有选择？”②先行的西方民族国家在向非西方世界推展这一国家形式的过程中，确实带给这些国家以极大的灾难：经济掠夺，复加战争摧残。但如果人们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问题，必须承认塑造现代国家的方式从来不是温文尔雅式的，而是疾风暴雨式的。 在整个晚清阶段，中国一直是以战败国的身份，被先行的西方民族国家强行纳入国际条约体系。但迈入第三阶段，即民国阶段，中国的战争处境终于有了结构性的改变：在民国的早期阶段，尽管中国仍然处于国内战争状态，南北对峙问题尚未露出解决的曙光；但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有了改变的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阵营，因此战后得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到战后订约与修约的队伍中。尽管列强对中国的尊重程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试图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其他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倒手，但其所激起的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却是空前的。如果说一战后的战后利益分配促进了中国的民族国家觉醒，成为国际俱乐部的一员，并因为五四运动而将现代国家建构最为重要的观念动力——民主与科学，成功带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话，那么，二战让中国第一次真正以战胜国的主导身份加入了国际联盟，也就是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并且以中国所取得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地位，成功确立起中国在民族国家的国际条约体系中的自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