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引发中日激烈民族冲突，中华民族认同日渐兴盛。此时，汉奸的产生应是与时代潮流反差最大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抗日战争研究中不可绕过的议题。略显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汉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汪伪政权大汉奸的思想转变、政治选择及国民党战后审判等方面①，对汉奸之所以成为汉奸，汉奸在不同时期对自身的认知、定位及与政治力量互动等方面的探讨略显缺乏，使相关研究显得较为平面，与汉奸问题的复杂性极不相称。对伪青岛市市长姚作宾的探讨，恰能弥补既往研究之不足。 事伪前，姚作宾曾是高举爱国旗帜的青年运动领袖；日伪时期，姚将投敌标榜为“爱国”；战后国民政府审奸时，他拒不认罪并不断诉说任内种种“德政”。新中国成立后，姚作宾的认罪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积极参加改造，努力做一个“新人”。个中差别，颇耐玩味。不同政权的品格、政治文化的差异，以及个体自我重塑的张力与时势的互动，隐藏其间。较为可惜的是，对姚作宾这一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目前仅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文探讨，且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②有鉴于此，本文以青岛市档案馆馆藏姚作宾相关档案为基础，透视这位时人眼中“大奸巨恶”的心路历程，从其自我定位的不断变化中，理解一个别样的个体，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化中的浮沉。 一、以身事伪：沦陷时期的姚作宾 1938年1月17日，青岛沦陷7天后，伪治安维持会成立③，时年47岁的姚作宾位列九位委员之一。在仪式合影环节，姚立于会长赵琪左后，头戴貂绒礼帽，身穿貂绒大衣，内着西装领带，颇为新潮醒目。论资历，他在日本召集的社会名流当中不算出众，却担任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总务部部长的要职，这与其政治资源颇丰、投敌较早不无关系。 1922年12月，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姚作宾经直隶议员温世霖介绍任接收行政委员，随后担任青岛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交涉课课长。有留日背景的姚与日本人关系极为密切，于1924年任中日合办的青岛宰畜公司顾问、常务董事。1934年前后，土肥原贤二笼络张弧④等人为组建华北亲日政权做准备。经温世霖胞弟温世珍的推荐，姚作宾加入了张弧团体。⑤1936年4月，姚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组长，不久又在日本为控制华北制空权而设的惠通航空公司担任董事、营业组主任。⑥青岛陷落后，身在北平的姚作宾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要员殷同⑦介绍，与日本海军武官须贺彦次郎协商组织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并于1938年1月14日同赵琪抵青。⑧ 在青岛伪政府内，姚作宾是晋升最快的官员之一。当时伪政府官员人事更迭频繁，警察局局长在7年间就更换5人之多。在激烈的官场斗争中，姚作宾不仅站稳脚跟，而且在1939-1943年短短5年时间内由伪社会局局长晋升青岛市市长，确有其过人之处。姚作宾素有“锐利之谈锋”⑨，擅长演讲，在许多场合“常常的可以听到姚氏的侃侃的长篇大论”⑩，并出版有《姚总务部长作宾关于教育言论丛录》《卢沟桥事变之回顾》《姚总务部长作宾对青岛各乡区爱护村青岛团团员训话录》(11)等言论集。 姚作宾颇具行政管理能力，这也是他屡获升迁的重要原因。在日伪严酷的统制经济下，青岛于1941年出现物价飞涨、工商凋敝、食粮短缺等问题。时任伪社会局局长的姚作宾认为问题的原因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没有精密的调查”情况下施行紧缩方针，导致青岛金融急转直下，“士气颓废，人心涣散”。他提出了三大解决方案：1.“开放由都市运往乡村的物资，使互相能成交流”；2.研究发展青岛工商业使之不受日本资金调整法限制；3.以青岛食盐交换乡村粮食。姚作宾曾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扎实。这些建议确实点中了问题关键，正如其言：“乡村不依赖都市，不至于不能生活，而都市如果不获得乡村农产品食粮品，生活上就不免要发生恐慌。”(12) 姚作宾在提议中不忘自我标榜：“地方人民知道我的为人如何，所以对一切谈话，均能开诚布公、诉说真象[相]”，极力营造亲民形象。1940年11月，姚作宾提出官厅通过开会或求言柜等方式并不能“得到真正民意”，只会使“民意与官府愈离愈远，弄得官民离心，行政腐败”。(13)为此他“亲身到各团体访问”，如属于社会局主管事项，则“当面解决”；如关系其他各局或日本方面事项，则通过公文或报告传达于相关部门。此间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市民的忍耐，已超过一定限度，发生了麻痹的现象”，而这“是极危险的”。姚作宾保证，“既是听到了市民的真实声音”，就一定设法解决。(14) 上述材料不管真实与否，却表露出姚作宾希望自身品行才干得到认可，受民爱戴的愿望。姚受过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此时却身事异族，成为“虽三尺童子亦知勃然变色，申申以詈”(15)的汉奸。他如何看待这样的身份？又以何种方式疏解心理上难以避免的焦虑？ 姚作宾并不回避汉奸问题。他在1938年12月对青岛各校教员讲话，便是要劝导他们将受汉奸影响的“人为烦闷”去除净尽。在当时青岛，伪职员“大都来自他省外县，因此关系，几乎不敢离青一步”，非但“家乡不敢与之通信”，甚至会被没收财产或绑架勒索，承受了较大心理压力。姚指出“汉奸”二字的由来，“系民国二十五年人民阵线，创出此口号，以加诸与日本有往来人士头上”，他承认汉奸是“出卖汉族民众利益，与他族人民”，但又认为只有那些“果真违叛国家”的人才能称为汉奸。实际上，“汉奸一词最迟在明末产生”(16)，词意一直处于变动中。(17)姚作宾将“汉奸”一词的源头认定为1936年，应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为自己和事伪公职人员卸去历史压力。他进一步解构“卖国”概念，称“卖国”二字是“何等重大问题”，就连他这总务部部长“也没有出卖国家的资格”。此外，姚又特别强调卖国还有“卖与谁的事实”，“若因与日本携手合作，遂目为汉奸，定为卖国”，那么国民政府依存欧美，“又将居于何等地位”，故而“只要问心无愧横逆谤侮，尽可置而不理”。教职员“若竟因此烦闷，无心上进，直等于患有极重之精神病，自己不可救药矣”。姚作宾最后以己为例重新定义“爱国”：因“抱有改革中国政治决心，始献身政治舞台，为民众谋福利”，“一身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他甚至赋予自己一种“大无畏”的悲壮色彩，将其行为描绘至“为全民奋斗而死”的高度。(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