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9-0079-13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示威游行的不断爆发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起，上海逐渐成为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而作为日本侨民最为集中的上海，盘据在此的日本势力也蠢蠢欲动，伺机制造事端①。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座城市的中日矛盾已呈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1931-1932年冬春之交的上海，就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而1932年1月18日发生的“三友实业社”事件，则不幸充当了引爆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事件发生以后，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尽管以吴铁城为首脑的上海市政府已做了最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但日方战意已决，军事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②。 作为对现代中日关系和20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有关一·二八事变的研究一直广受中外学界关注。为数众多的学者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角度切入，对这一短暂的军事冲突进行考证、分析以及意义建构，由此衍生出一批研究成果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过往研究过度关注战事起因、战争进程以及政治博弈等“大题目”，而作为战争亲历者和主要受害者的普通市民以及他们在冲突中的遭遇与命运，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在持续33天的交战中，居住在上海的大量中外平民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精神和心理的创伤。此外，这场冲突还造成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平民的“被”失踪——他们并非真正的失踪，而是在战争期间遭到日方拘捕、扣押并惨遭杀害。这个消失的群体，曾在交战期间短暂引起上海社会的关注。然而，随着战事的结束，他们的下落与命运很快就被遗忘了。 发生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④。循着这一主线，我们试图探寻“人口失踪”的起因是什么？哪些势力和力量卷入了这一事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这一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当中有多少人被“失踪”？又有多少人获救？“失踪人口”究竟去了哪里？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的最终命运是什么？以上海市档案馆藏一·二八事变相关档案为基础⑤，同时通过对其他中西日文史料进行仔细挖掘、考证和梳理，本文将复原“人口失踪”事件的过程，以揭示事变期间日方如何以抓捕“便衣队”为由，拘捕、扣押、虐待以及杀害为数众多的无辜中国平民的事实。通过剖析这一危机，本文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二八事变的另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面向，同时借由这一视角向人们展现战争的残酷与暴虐。 一、抓捕“便衣队”与“人口失踪”事件的起源 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交战在1月28日夜间打响前后，包括虹口和杨树浦在内的公共租界东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事实上已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并非由于交战之后形成的军事占领，而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执行上海“协防委员会”非法制定的所谓《防御计划》所造成的⑥。日军的进驻，彻底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秩序：他们通过对工部局警察实施缴械，使区内巡捕房的正常工作趋于瘫痪，迅速抢夺了这一地区的警察权⑦。此外，消防、医疗以及食物运输等公共服务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干扰与阻挠。最为严重的是，为弥补兵力不足，日军还将区内狂热的日本侨民动员并武装起来⑧。 被动员和武装起来的日侨由于身着便衣，手缠臂章，常被称作“日本便衣队”。这个群体的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在乡军人会”和“自警团”成员，同时也吸收了很多来自黑帮和右翼的日本“浪人”⑨。作为上海日军战时的重要辅助力量，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指挥交通、搜查房屋及充当向导等⑩，实际上，这批失控的暴民在区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接把虹口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们以日本海军陆战队为后盾，非法攻击和拘捕区内的公共租界警察，并将部分中国籍警员押往海军陆战队本部关押。此外，他们还擅自组织巡逻，随意搜查行人。一部分狂热分子手持棍棒和日本刀，把被怀疑为“便衣队”的中国平民一一逮捕，并把这些受害者押往陆战队本部监禁或直接杀害。“浪人”们还大规模洗劫了区内华人住宅与商店。按照埃德加·斯诺的说法，日本海军陆战队没能占领闸北，但“浪人”却先控制了虹口(1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所谓中国“便衣队”是指身着便服的中国狙击手(12)。他们声称，在虹口一带的巷战中，中国“便衣队”常常从背后开枪袭击日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为了稳固后方，他们必须肃清战区内的中国“便衣队”(13)。这成了此后包括海军陆战队和武装日侨在内的日方武装人员随意拘捕中国平民的“合法性”所在。抓捕“便衣队”的开始以及迅速泛化，直接导致大量无辜中国平民遭到拘捕、扣押和虐待。一部分人被公开或秘密处决，而成为所谓“失踪人口”。一·二八事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由此爆发。 关于日方人员随意抓捕、处决中国人的事实，此前并非不见经传。作为亲历者的埃德加·斯诺和内山完造均有所提及。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曾对救援、保护被当作“便衣队”拘捕的周建人一家有过细致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