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着近百年历史、七十多年执政史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摆好强国、富民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 显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始终是一个历久弥新、充满时代气息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强国和富民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中不可分割的目标追求，当党的社会角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互为正变量的二者却出现了此消彼涨的相悻情形。从1949年全面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便不得不直面协调强国与富民二者关系这一非常考验执政能力的考题。围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所交出的历史“答卷”的评价，学界的纷争一直没有平息。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强国为主旨的“代表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评价问题。总体而言，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经济政策界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从肯定到几乎彻底否定的过程。以林毅夫为主要代表的一些学者，从质疑“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的理论是否是一个客观规律出发，坚持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与消费不平等的直接肇事者①。2000年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再度反思，“二分法”自此成为主流声音。多数学者指出：“一五”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失为适合当时国情的一个正确选择②；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方针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持续的时间过长了③；在当时特 定的历史背景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出台有其合理性，由此而带来的建设成就与奠基作用不容否定④；后人不能用以后的历史来否定当时的历史⑤。学者们同时也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带来的主要弊端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等⑥，并认为这一战略抉择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但总体看，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⑦。近年来，还有学者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分析优先发展重工业确立的原则与存在的体制缺陷、制度风险等，采用的也是二分法⑧。这些研究起到了更加客观看待当年道路选择的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虽然指出了这一战略选择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大多都是一笔带过或浅尝辄止，没有予以深度阐释。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富民思想，而大张旗鼓地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观进行探讨并形成热潮则是在2007年以后，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再度使用“民生”这一观念，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消失沉寂多年以后，“民生”这一重要观念再度回到公众的视野和学者研究的视域⑨，自此“民生”话题成为点亮时代的一个重要符号。本文尝试站在近代中国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的视域，考察党全面执政初期对强国、富民的定位与权衡，深入分析党的民生观的发展以及“强国与富民”如何从最初的共生相悻发展到今日的相得益彰，从而理解“以人民为中心”何以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坚定的信念。 一、“小仁政”要服从“大仁政”的现实考量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特别是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迎面遇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1956年毛泽东将其归纳为“十大关系”⑩。周恩来则指出，“十大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11)。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曲折的探索，其中的得失与成败见证了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成熟，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经验。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2)。1949年9月，新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3)。可以说，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矢志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近代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历史境遇激发出的无数先驱的奋斗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现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首先进行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工作。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批小手工业者以及农民都对党有所不满(14)。因此，争取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以应对当时的经济困局，缓解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巩固新政权，成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实施也是在这一国情背景下展开的。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较好的恢复(15)。 在此基础上，党的领导人开始把实现工业化目标提到日程上来。1953年，以“一五计划”为标志，中国正式启动了工业化建设。“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16)，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一认识是苏联工业化的重要经验，也成为当时中共中央上层的共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说法，就是“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7)，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核心认识所在。 也就是从这时期开始，毛泽东的关注点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他开始更多地考虑工业化的进程问题。这从两件事情上可以反映出来。一是关于1953年的国家预算，毛泽东提出要重点开支，以顾全大局，可缓办者缓办——“ 一定要重点建设，平均摊派是不行的”。他说：“只要把大的搞起来，天下样子就变了。”(18)二是1953年7月，中共中央发文宣布：由于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使得国防费用难以减少，“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为了让党内党外群众接受这一点，毛泽东要求中央有关领导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