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0)05-0180-12 欧洲中世纪经济伦理的研究已历诸多重要变化。新方法、新视角和伴随而来的新问题、新观点层出不穷，大大丰富并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①不过，新方法或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样也存在力有未逮之处。如此，综合、对比考虑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视角就显得尤有必要。不同的研究者对此可以有不同的倾向和诉求：有的人诉诸相邻或相关学科的成果，而有的人则转向过去，回望该领域的既有经典，从中获取灵感与启发。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还有人可能会兼具前述两种诉求，但仅在学术意义上而论，回首经典就已具备不容低估的价值。在欧洲中世纪经济伦理研究方面，重读并重估著名经济史家理查德·H.托尼(R.H.Tawney，1880-1962)的经典研究并探察其对于新时代研究的意义，就有特殊的价值。② 回望并重估托尼在中世纪经济伦理研究方面的经典，具体即指重探他在传世名著《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背后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以及这种问题与方法对突破新时代中世纪经济伦理研究“瓶颈”和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意义。③将托尼的经典研究与现时代该领域面临的难题和路径探索联合起来考察，既有助于我们发掘托尼这一“旧”研究的“新”价值，也有助于我们积极回应新时代本领域研究的深层需要。具体论之，本文拟以托尼研究中的三大关键问题——“贫穷”“高利贷”与“资本”为重点，揭示其研究中被忽略的学术意义。④此三大问题彼此紧密勾连，又各有重点，而其中又以“贫穷”话题为关键突破口，故本文拟从“贫穷”问题入手。 一 为“穷人”而设：托尼对教会经济伦理之基本预设的理解 托尼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家。⑤与此相应，他对“贫穷”或“穷人”问题的关心既有学理上的逻辑，也有现实方面的根源，且二者间紧密相关。托尼生于1880年，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接受高等教育。⑥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随后去了伦敦东区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以期改善这一地区工人阶层的生活境况，此举可谓其整个“社会改革”倡导与实践的先声，也为他接触“穷人”问题提供了早期机缘。后来，他担任工人教育协会(the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WEA)的老师，成为这一实践方向的先驱，并在此期间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16世纪的农业问题》(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参战负伤后，得以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同时也深深卷入了当时的劳工与贸易协会政治，此是托尼再度参与社会实践，程度比以往更深，也正是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另外三部重要论著，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⑦在这部书中，他对穷人问题的关心鲜明地体现出来，堪称学术考量与现实行动的深度融合。该书建基于他在1922年开展的“霍兰德系列讲座”(the 1922 Holland Lectures)，该讲座名为“关于16、17世纪社会问题的宗教思想”(Religious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虽经周折，但讲座内容终有机会在1926年出版成书。⑧正如标题所示，该书关心的核心议题是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两者之间到底有何种关系。与马克斯·韦伯认为的新教伦理倡导的“理性经济行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端的观点不同，托尼认为，资本主义兴起虽和新教(更具体说是清教)有直接关系，但与天主教的关系却并非如此：准确说，是天主教会失去了其在中世纪社会的那种权威地位，继而失去了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主导权，例如对“地主剥削”和“高利贷”问题的约制与教导作用，才有了传统社会秩序的解体和新教伦理的发端；换言之，是中世纪天主教伦理(例如“高利贷禁令”)的弛废与失效，才有了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如此，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萌生，而对穷人的系统性压迫也随之开始。⑨正是对中世纪天主教伦理所经历的这一变迁的考察和分析，将托尼引向了对中世纪价格、工资、借贷与济贫等经济社会问题的探讨，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世纪基督教会发挥着道德伦理方面的权威教导作用。⑩ 细心考量上述四大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不难发现，无论是买卖的价格公平与否、劳动者的工资公平与否，还是借贷中的利息合法与否、济贫的对象合乎条件与否，它们最终都指向了“穷人”问题。在托尼看来，或者说在托尼所理解的中世纪教会看来，买卖中的弱势方(如因生活窘迫而被迫出售的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如被迫接受工时延长或工资降低条件的一方)、借贷中的劣势方(如因生活所迫而举债、向人支付利息的一方)和济贫的对象，都属于中世纪“穷人”的范畴。如此，托尼在该著中将注意力投向穷人问题，在学理上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他如此关心穷人问题，还有现实方面的促力。托尼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即“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意即从中世纪基督教会的“社会教导”机制中汲取灵感，让宗教重回经济社会领域，让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起类如“基尔特”般的“互助”(solidarity)社会关系，以避免走向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私利日益损坏公益的方向。(11)为何要“互助”?显然，当托尼诉诸中世纪基督教会的社会教导机制和“基尔特”型社会关系时，他对穷人问题的关切就自然在其中了。 正因如此，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托尼首先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会的经济伦理作为一种可付诸实施的经济道德规范，到底针对谁，或者为谁而设?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和对该问题的回答，都蕴含了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涉及两个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其一，它让我们意识到，一种行为规范有其预设的目标人群，而对目标人群的发掘，将会引导我们从现实社会层面思考问题，如此，一个思想或观念方面的问题就具有了“现实社会关系”维度的涵义。如果说“中世纪经济伦理研究”也是一种思想史研究，那么它在此也就具有了“思想的社会史”或“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思想史”这一意谓。事实上，除了其他方面的需要，新时代的中世纪经济伦理研究正呼唤一种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解读思想或观念内涵的研究路径，亦即一种兼顾问题的思想性与社会性的研究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尼的提问和回答可以在新时代学术背景和关切下再度焕发生机。其二，纵观学界以往的欧洲中世纪经济伦理研究史，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教会经济道德规范为谁而设这一问题。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学界默认读者皆知这一前提预设，又或许是因为他们自身尚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及其背后的隐含预设。无论何种原因，托尼的提问都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思索方向。事实上，这一提问触及了教会经济伦理研究的关键：揭示教会经济道德规范的预设受众，即是揭示它的适用范围，甚至可以说是揭示它的基本性质，因为受众的设定会影响其内容的实质；而从学术思维层面来看，这一问是其他诸种重要问题的关键，如果不理解它，也就无法理解与之勾连的其他各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