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商衰落及身份界定问题再审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梁仁志(1980- ),男,安徽长丰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徽学(芜湖 241002)。

原文出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代以后,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内外动因依然存在,数量仍然十分庞大,故认为近代徽商彻底衰落甚至“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的观点应予以修正。在研究近代徽商时,一是必须将寄籍他乡但仍对徽州保持较强认同感并有密切联系的徽州商人视为徽商;二是必须注意到近代徽商依然“商成帮”的历史史实;三是必须正视近代徽商总体实力及其在中国商界的地位相较于明清徽商确实有了较大幅度下降的客观事实。近代徽商研究的不足,既有学界重视不够的主观因素,也有资料缺乏的客观因素。随着近代徽商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运用,特别是新的重要问题的提出,以及学界的日益重视,可以预期近代徽商研究必将快速发展,也必将推动徽商研究再出发。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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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053-09

       DOI:10.14182/j.cnki.j.anu.2020.06.008

       修回日期:2020-07-25

       如果从傅衣凌1945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一文算起,徽商研究已经走过了近80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业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毋庸讳言,当下的徽商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有成果主要讨论明清徽商,对近代徽商关注甚少;二是出现了“徽学热,徽商冷”的现象,即正当徽商研究中一些老的论题亟待继续深入甚至反思,一些新的论题尚待开拓之时,研究热潮却已退去,研究队伍日渐萎缩,这与徽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总体发展态势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张海鹏曾指出,徽学的研究课题“往往又与徽商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徽商是其酵母”。[1]前言深刻揭示了徽商研究在徽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徽学热,徽商冷”现象的出现,对于推进徽学研究是不利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代徽商衰落及身份界定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并讨论近代徽商研究的出路问题,期望以近代徽商研究为突破口,推动徽商研究再出发。

       一、近代徽商彻底衰落了吗?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近代以后徽商就彻底衰落了。有学者指出:“道光以后,徽州茶商的盛而复衰,则表明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2]609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近代以后,徽商“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3][4]79。可揆诸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一是近代以后徽商兴起与发展的自然条件和地域社会文化背景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却为何断言近代徽商“彻底”衰落或“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王廷元将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文化背景归纳为“山多地瘠,耕地不足”“物产丰富,可供交换”“地近经济发达的富饶之区”“文化的发达”“经商的传统”“国内商业的发达,市场的扩大”等六个方面。[5]2-18这也是徽学研究者的基本共识。关于第一点,王廷元解释说:“徽州是个山多地瘠,粮食不足自给的地区,这种自然条件迫使徽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5]2然而,近代以后徽州“山多地瘠,粮食不足自给”的状况并未改观。光绪二十九年(1903),旅居九江的徽商自述:“我新安六邑田少山多,经商者十居七八,而浔阳一隅,熙来攘往服贾者数约百千。”①1917年,绩溪人程宗潮调查指出:“我绩处万山中,农产不丰,人民类皆奔走他乡以谋衣食。”[6]1918年,婺源人江学沂调查发现,婺源东乡龙尾村“米为最主要之食料……本地之粮,不过资本地三月余之食,余多由江西万年、乐平诸县输入,以补缺乏”。[7]同年,婺源人朗仁寿调查后也指出:“吾乡物产以茶叶、木材为大宗,石灰次之,此外若米若麦及一切杂粮,所产尚不足以自给,多由江西输入之。”[8]1930年,安徽省民政厅组织人员对省内各县县情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徽属各县本地粮食不足食的情况仍然十分突出,黟县“所产米麦杂粮仅敷全县四月民食,其每年不敷之粮食由祁运江西之米救济”[9],婺源“谷麦等仅足供婺源人民四个月之粮食”[10],其他四县情况皆如此。1935年,安徽省民政厅再次调查后同样发现,绩溪“本县米粮,不敷自给,多仰于旌德,年入约值三四十万元”,歙县“至食粮一项,所产不足自给,尚仰给于邻村,每年输入额约四五十万元”。[11]

       关于第二和第三点,王廷元分别解释道:“徽州地区特产丰富,可供交换,为徽人经商提供了便利条件。”“徽州地近经济发达的富饶地区,便于徽州人从事商业活动。”[5]5、8这两点近代以后显然也无多大改变,且近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和商业中心转移至距离徽州更近、交通更加便捷的上海,对徽商而言反而更为有利。关于第四点,王廷元解释为:“徽州地区文化的发达,对于徽商的兴起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5]11而近代徽州文化依然较为发达,这点可以从民国时期徽州人的识字率中略窥一斑。

       表1是安徽省民政厅1935年所做的统计。原表包含了当时安徽所属各县,表1仅列举了徽属六县及当时的省会驻地怀宁和省内经济相对发达的芜湖、合肥,这三地同时也是徽属六县之外识字率最高的地方。1935年已是近代晚期,但徽属六县的识字率仍然遥遥领先于皖属其他各县,且比省会驻地怀宁和号称“小上海”的皖南经济中心芜湖还高,徽州地区文化的发达可见一斑。关于第五点,王廷元这样解释:“徽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这为明清时代徽商的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13毫无疑问,相较于明清徽商,对近代徽商而言,经商传统自然更悠久,经验更丰富。关于第六点,王廷元的解释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商的兴起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5]15近代以后,尽管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总体趋势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表1 安徽全省各县识字与不识字人数统计表
县名总数识字人数不识字人数识字率
总计总计总计
休宁175161960597910246728426904038128433533697506427%
婺源1809191017627915740807395651242140112621977791523%
祁门92001496854231638178258491232953823238362998741%
歙县288524153625134899656396429513442228858933013355523%
黟县6184231059307832237020596177439472104632900936%
绩溪9217550063421122318422177100768991278864110525%
怀宁6532813480673052141424321275121492051084922055529029422%
合肥127435273615053820291301790411226011830516571095259427%
芜湖3441171985591455585380350014378929031414854514176916%
备注全省平均识字率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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