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与其“身份定位”密切相关。1949年以来，通过模糊基于“固有疆域”的“传统中国”叙事，淡化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历史、地理、事实和法理联结，台湾当局在相关议题上逐步建构出一套“台湾话语”，借此推动其南海政策的“去中国化”。在当前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大、美国干涉南海力度增强和岛内政局变迁的背景下，台湾当局的这一举措，将同时对两岸关系和南海问题产生影响。 一、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论述：从“中国叙事”到“台湾主体性” 一般而言，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包含历史、地理、事实和法理四部分论述，2016年的“南海政策说帖”就是其典型代表。①1949年后国民党当局承继其大陆时期的南海政策，长期坚持所谓“中国叙事”，具体表现为坚守“一个中国”底线，将南海政策置于其两岸政策框架下，虽然在“反共”方面和美国沆瀣一气，却也坚持南海属于中国，以“中国”的身份处理南海问题。在此阶段，两岸针对第三方的行为各自发表声明，在南海归属问题上并无明显矛盾，相互间不乏默契。“在南海问题上，两岸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只是存在究竟由哪一方代表中国行使南海主权的问题。”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更深度介入南海事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加之李登辉在岛内加速推进“宪改”并提出“特殊两国论”，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以1995年台湾当局南海巡航失败的“保七事件”为标志，其南海政策“中国色彩”大为淡化，且开始回避“历史性水域”或“U型线”的提法，企图构建“以台湾为中心”的南海论述，以此增强“台湾主体性”，谋求拓展所谓“国际空间”。陈水扁执政后，台湾当局更试图借对其他声索国让步来换取自身的“声索国”地位，其法理论述逐渐转向国际法。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当局虽然以“中华民国”名义发布南海政策，但其工作重点仍然在拓展“国际空间”和“捍卫太平岛”，在“U型线”性质认定等议题上则积极迎合美国，不断与中国大陆切割，避免在国际场合造成“两岸一致”或合作的事实。2016年4月，李念祖和王冠雄等台湾学者就向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提出，虽然两岸曾拥有共同历史知识、南海主张相似，但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是基于自身利益。③其立场非但没有回归传统，反而有所倒退。④ 蔡英文于2016年当选后，其南海政策更趋“台湾化”，不仅强调两岸的南海政策“各自主张，避免关联”，极力推行“去中国化”，更试图将“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南海岛屿主权未定论”相结合，借南海岛屿“主权”来确定“台湾地位”。早在2015年9月，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张旭成就表示：“国民党在二战后提出的‘九段线’与台湾没有关系，台湾的立场与大陆强调历史、强调主权是不一样的。”⑤蔡英文当局执政后，其南海政策完成了从“我代表中国”到“各自代表中国”再到“我代表台湾”的转化。“凸显台湾主体性”正式成为其南海政策的目标。⑥未来，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论述可能只着眼东沙群岛和太平岛，淡化或放弃“U型线”，同时附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航行自由”“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等主张附和美国的相关表态。 二、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角色：从“中国”“中华民国”到“台湾” 对自身地位和角色的认知，决定着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走向。陈水扁当局表态愿意在“主权平等”基础上接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马英九当局认为将台湾排除在区域安全对话之外“是不公平的”，强调以“中华民国”名义“独立参与”。蔡英文时期南海政策实际上是对“台湾主权”的背书。这都与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定位具有一致性，试图通过南海政策证明“主权”，放弃“中国”，代之以“台湾”，具有身份建构功能。对台湾当局来说，两岸问题与南海问题密不可分，南海政策转向代表着“国家角色”预期的变化。这表现为台湾当局对两岸合作的主张越来越少，转而突出基于“价值同盟”的自主角色，更多主张两岸间的“外交”属性，提高其“国际能见度”，试图参与南海多边对话，以拓展“国际空间”之名凸显“主权国家”身份。 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主体定位经过了“中国—‘中华民国’—台湾”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当局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将大陆污蔑为“共匪”；此后到2000年之前，台湾当局在相应场合逐渐强调自身为“中华民国”，借此与中国大陆相区隔，这一做法在马英九时期也较为常见，其所称“中华民国”实际具有较重的“台湾色彩”，某些时候甚至具有“独台”内涵；而陈水扁、蔡英文执政时期，则更多强调其“台湾”的身份，借此与大陆代表的“中国”切割。具体来说，两蒋早期在南海问题上与大陆保持了相互间“不否认、不肯定”的立场，一方面从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对外；另一方面则针对相互敌对的现实，避免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⑦由此，两蒋时期台湾当局一方面不承认大陆在南海维权的合法性，倾向于在具体行动上与大陆区隔。另一方面坚持自认中国的“合法代表”，以“中国”之名与各国谈判，进行“主权”声索。 随着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变化，为与大陆区隔，其逐渐转向在南海问题上运用“中华民国”之名，在核心问题上坚持“‘主权’自表，不予对抗，强化管辖”的原则，在其他问题上则采取“力博理解，共同开发”的态度。但“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并不存在名词争议，而仅有内涵的解释方式之争，运用这一名义，实际上就是在与大陆切割。如马英九虽然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却极力回避“南海一中”，在各种场合表达不与中国大陆合作，强调“自己的‘领土’当然是为自己而争”。⑧ 而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当局更是公然使用“台湾”名义。陈水扁当局就以“台湾”之名，将南海作为谋求其“国际地位”的工具，强调台湾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相关事务。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则是“以‘台独’为导向的阶段性南海政策”，在“南海仲裁案”后最为关注的竟是“中国台湾当局”的说法，认为贬低了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此后，蔡英文当局外事部门在2020年4月24日和7月14日的两则声明都强调了以“台湾”名义参加“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寻求在所谓的“平等”“尊严”等前提下，以当事方之一参与南海争端解决，极力推动“五国六方”，这实际是以维权之名，行显示“台湾主体性”之实。而这类动作也使两岸双方的南海政策由路径差异转向方向性差异，双方分歧从台湾地区参与方式扩大到两岸关系政治定位和“主权”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