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及其深化路径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志怀,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北 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
台湾研究集刊

内容提要: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基础工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后两岸关系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开始强化争取台湾民心的政策论述,并将之作为对台工作的战略任务,对“两个寄希望”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40年来,大陆逐步形成了以理解、尊重、福祉、融合与中国梦为核心的五位一体政策,不断丰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政策的内容,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新形势下的两岸民心相通工作虽依然艰巨复杂,但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特别是在处理岛内民意对大陆对台政策的某些反弹时,绝不能姑息岛内违反国家核心利益与民族整体利益的虚假民意;与此同时,与台湾当局的互动对争取台湾民心依然十分重要。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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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20)06-001-09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基础工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以来,这一政策始终贯穿于祖国大陆的各项对台工作中,并在推动两岸交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要实现两岸融合发展,两岸同胞要携手共圆中国梦的新论述和新主张,赋予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主张新的内涵,是习近平祖国和平统一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理论创见。关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政策主张的相关讨论很多,特别是两岸关系出现波折时,就会出现质疑的声音,认为这一政策收效甚微。本文旨在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以及对政策演变的深入探讨,对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政策的内涵提出新的系统阐释,并提出进一步深化路径,以为争取台湾民心、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供新的借鉴。

      一、“两个寄希望”政策主张的实践与演变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提出“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政策主张。[1]“两个寄希望”从此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重要主轴。“两个寄希望”提出以来,大陆虽然在政策主张上一直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与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双轨并行,但在对台工作实践中,则先后经历了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为主、最后则落脚于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为基点的不同发展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台湾出现首次政党轮替前,从大陆对台政策主张上看,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显然是并行不悖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时在美中友协和全美华人协会招待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2]5年后“两个寄希望”出现微调。1984年在欢迎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招待会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谈及《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对台工作时指出:“五年来,我们多次真心诚意地、反复地、郑重地提出祖国统一,台湾回归的方针、政策,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付诸实现。”[3]讲话中首次出现了“更寄希望于”的表述。其后,邓小平在修改国务院总理当年国庆招待会讲话时,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使表述成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人士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邓小平对此解释说,这是针对台湾方面有的人反映大陆不重视台湾人民说法而做出的调整,开始强调“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4]2000年元旦,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再次谈及“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也是大陆最后一次同时表述“两个寄希望”。

      2000年前大陆的对台政策诉求为何一直是“两个寄希望”并行不悖?1990年9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见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时曾明确表示:“我们对台湾提出两个寄希望,一是寄希望于当局,一是寄希望台湾的民众。两方面都要来往,都要多沟通。现在同台湾当局和民众的来往都还不够,了解不够。同当局沟通,不应只是泛泛地进行,而是应由有权威、有代表性的人来谈;同民众沟通,欢迎台湾民众团体来谈,以旅游、探亲的名义都可以。”杨尚昆还提出:“包括民进党,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其他几十个党都可以来。我们可以分头谈,把各方意见收集起来,取得共识。”[5]但是,从“两个寄希望”提出后大陆对台工作的实际操作看,由于台湾当局一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决策者之间虽然可以隔海喊话、秘密传话,但两岸民众受长期隔绝与封闭影响,人员接触与往来十分困难,因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工作一直缺乏着力点,难以落地。对此,大陆只能从居住在大陆的台胞台属做起。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等文件,[6]明确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的政策,希望以此撬动大陆与台湾岛内各界民众的联系。

      2000年以前的大陆对台工作实践考察,此段时间内大陆“两个寄希望”政策的核心,实际上是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为主轴的。这一思路从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中可以找到清晰答案。1979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27位美国记者时提到:“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7]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述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8]邓小平还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大陆的对台政策概括为:“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9]两岸封闭时代的对台工作重心为什么会放在台湾当局方面?杨尚昆在1987年12月会见旅美台胞时说:“最现实的问题是国民党还在台湾当权,不和他谈,台湾问题就不得和平解决。现在,军政实权都在国民党手上,不突破这一步,不打开这个门,找谁谈也不能和平解决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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