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005(2020)04-0019-05 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福柯的写作充斥着激烈的申诉、无畏的言辞和惊世骇俗的思想，他一生都在尼采光辉的照拂下不断僭越自我和学科局限。在福柯思想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永恒的话题，他对于权力与知识体系运作机制的揭露和对于自由的想象始终跃然纸上。权力、知识、空间等概念的重新界定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论题，福柯站在学科理论的前沿位置将这三者相联系，他指出，建筑规划中的空间思维联手权力和知识体系一起作用于人的身体和生存，这种技术如同“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1]18牢牢依附于人的存在。福柯说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监狱群岛，这种说法虽然夸张，却准确道出了“知识体系”在空间完美掩护下呈现的“权力运作最肮脏又最厚颜无耻的特征”。[2]194 20世纪70年代前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中的危机逐渐暴露出来，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而探讨的主题开始朝向人文地理学、建筑研究、城市规划、社会理论等领域辐射。由此可知，“空间”不仅有助于复归理论原初语境，而且经由“空间”(建筑或城市规划)的“中介”，美学开始与政治、伦理建立起全新关系。从启蒙中获得主体性的现代人自诩为空间主宰，集体无意识对空间的“非思”成为走出社会困境、化解现代性危机的绊脚石。通过“非思”之思，福柯的空间研究将空间与权力知识互构融合，此种三元辩证法所催生出政治技术的运行机制，及其对主体之被动构成和主动反抗，已经预示着历史偶然性超越的、对训诫反抗的“现代性态度”的空间症候。 一、传统历史话语的解构和空间的复活 空间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被贬损为惰性的物性实存，并长期笼罩在对时间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迷雾之中。对时间的偏好性使得空间物象背后主导性的社会关系陷入失察与失语状态。与空间抽象的隐喻相对，时间概念具备了动态意蕴，处于时间流变之中，人类不断体验着此时此刻。对时间性的着魔充分地体现了在有限生命范围中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心态，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这些口号毋庸置疑地成为现代性主旋律。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时间—历史”维度的认识论阐释和价值论提升主导着人文科学理论体系，从“‘历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生物的‘历史’观，探索语言发生学逻辑链条的是历史语言学；在文化历史学派视野中，文化成为一种‘历史’；弗洛伊德借助于‘历史’来完成精神分析。柏格森用生命冲动的绵延来说明‘历史’的本质；海德格尔的此在需要在‘时间历史’中展开，萨特将先于本质的存在创造本质的机遇赋予‘历史’。人们终于‘发现’：各门具体科学的对象连同科学本身，都有自己的‘历史’。”[3]656时间知识论域的丰富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而空间维度却始终无法占据一席之地。关于空间在人文学科的缺席，福柯做过这样的论述：“当空间的政治开始发展的时候，空间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成就剥夺了哲学对有限或无限的宇宙的古老的发言权。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4]152消失于视线中的是空间性深刻的社会根源、具有生产和再生产特性的方法论框架及其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语境化。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福柯率先提出“知识考古学”的概念，旨在借助考古学方法重新梳理历史。福柯认为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颠覆传统化、总体化、连贯化的历史观，“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连续性主体就是‘为了反对一切偏移，挽救一切主体的至高地位，挽救人类学与人文科学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5]13历史连续性理论与福柯所摒弃的先验主体和理性主体沆瀣一气，所以福柯的考古学为反拨这种历史连续性做足了准备。传统的史学家对于历史事件的考察旨在回溯至源头对先前的线索进行整理，与此类方法论相适应的是一种一以贯之总体化的观念。知识考古学则是借助一种有悖于线性时间进程的方法重新激活历史：“断裂永远是存在于确定的实证性之间的由某些不同的转换说明的不连续性。因此，考古学断裂分析的主旨是在如此之多的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简言之，是描述不连续性本身的扩散”[5]195，话语摆脱了只存在于时间中并且自身相连续的思想、意识、精神的封闭系统。福柯对于线性连续历史话语至高无上权威性的破除，还采取了谱系学方法。传统谱系学是一种研究家族传承关系的社会学、人类学式的方法论，对事物演变过程采取溯源式考察。然而，为了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福柯赋予谱系学以全新的内蕴：首先，谱系学要解构历史主义的连续性，对于事物源头的追溯要放弃采用深层探索，转而寻求表层中的细节和偶然因素；其次，谱系学方法论要打破本质、同一、纯粹的宏大哲学基础，历史中规律性、一致性的表现形式成为谱系学建构中所明令禁止的元素；最后，人的身体受历史条件的控制和制约，而谱系学则处在身体和历史的衔接处，成为揭示历史对身体塑造的真相。谱系学一方面消解了传统直线矢量历史观，另一方面把握了权力与知识、主体、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权力对于知识、真理、主体的支配和控制的关系，不同于以往形而上哲学体系需要依据某种先验的本源概念作为根本参照系来把握知识、真理与主体。 福柯对以连续话语为本质的历史分析的纠偏，使得主张建构一种新的空间认识论或空间本体论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一个重要议题。福柯对时间的主体地位提出质疑，希望借由地理学概念攫取权力、知识、空间三者隐秘的关系，“时间优先指的是个人无意识，而空间术语使得下列行为成为可能：剔除主体，审视权力关系而勿需提及意图性。”[6]578更确切地说，摒弃机械的、惰性—物性空间认知，转而探究空间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本质。在拒斥时间偏好性过程中，福柯以建筑学为基础，借助物质建筑和城市空间探讨空间/权力关系在其中的彰显，其观点暗含着对秩序和强制传统机构(治安组织或国家)简单阐释的超越。空间成为诞生管制、操控、调整个体生命的方法之地，揭示其包含的权力与知识隐性运作的可能性、发展趋势与斗争方向，唤起空间在话语理论建构和人类生存体验中的作用，这对于社会批判理论告别传统的空间认识范式，形成科学的空间认知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